（八）草案第34条

　　第一，对村民自治的干预的主体，除了上级人民政府外，还有党的组织。2009年的《通知》规定“县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乡级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人的职责，村党组织要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实际上是明确各级党委对村委会选举负有领导责任，当然这些“领导”应当是在确保村民自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指引”和“保驾护航”的作用。草案也在第四条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可见，党对于村民自治的干预应当是积极的、引导性的、支持性的。因此，除了理顺上级政府和村委会选举的关系之外，草案也应对党组织和村委会选举的关系进行适当理顺。

　　第二，草案所谓的“干预”过于笼统，除了常见的积极干预（作为干预）之外，以“不宣传”、“不组织”、“不配合”等形式出现的消极干预（不作为干预）也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屡屡发生。这种消极干预往往更隐晦、更难判断，因此决不能被排斥在立法之外。

　　第三，对于基层政府干预村民自治的行为的处理，草案仅限于“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一方面，这种处理是否畸轻以至于无法达到相应的效果？另一方面，上一级政府在此过程中会不会出于偏袒下级政府的初衷而迟迟“不责令”？笔者认为，其一，虽然是机关责任，但也应与个人责任挂钩，即出现干预村民自治的情形时，为干预行为的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员、直接主管人员等个人均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允许有关村民就政府干预村民自治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虽然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对于此类案件并未明确列举，但是其该条第二款却明确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案件。”因此，只要草案明确对此类案件的救济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那么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框架下是没有任何制度性阻碍的，这无疑也是实现村民自治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