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由此确立了对不同主体物权予以平等保护的原则。《物权法》对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予以平等保护，是宪法上“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宪法的基本精神的反映。《物权法》主要属于私法的范畴，但《物权法》从私法角度确立的公私物权平等保护原则，对作为公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平等保护不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原则，更重要的是内容和结果的公正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①]为贯彻平等保护原则，行政法应积极进行理念与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促进行政活动的公开、公正与公平，强化政府与公民之间服务与合作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互动、共进与协调发展。

　　一、公益与私益平等对待——物权平等保护之前提与基础

　　中国古代重公权而轻私权的法律传统和“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占统治地位，个人私产很难真正得到承认、尊重与保护。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突出特点就是清晰的帝制、模糊的产权，私有财产权理论是稀缺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对私有财产权几乎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拒绝私有财产这个概念，谈“私”色变，甚至一度将私有财产视为洪水猛兽，使私有财产权理论与制度都缺乏生存的空间与土壤。长期以来，私有财产权一直不被重视甚至倍受歧视，人为限制私有财产权甚至公开侵犯私有财产权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我国传统理论和制度中，存在公共利益至上的倾向。在利益层次的宏观导向上，我国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简单混同为公共利益，导致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天平过度向公共利益一端倾斜，出现严重失衡现象。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常常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片面满足公共利益之需要。“传统的行政法学观点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体应该对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予以充分尊重和服从，行政行为被赋予了社会个体行为所没有的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个人利益在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