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政治环境,优裕的物质生活,使士大夫有闲心和闲情从事文学、艺术和学术创作。
2、民间的文化活动
从文学史上看,宋代文学已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使一般最为普通的市民只要花上一点钱就可以购买到这种特殊的商品来享用。从《夷坚志》《桐江诗话》《东南纪闻》等书可知,买诗的市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出题,卖诗者则竭力迎合,买卖文学的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供,使文学为市民而作而赏心而悦情而叹而愤而怨而感,而且这种商业性消费的文学样式是多种多样的。[20]
据有关专家统计,后世所有的通俗文学样式几乎都产生于宋代城市,如鼓子词、诸宫调、词话、讲史、说经、杂剧、南戏、话本等等,千姿百态,争艳斗芳,使市民经常浸染在这些文学样式之中。[21]据《东京梦华录》载,许多东京市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也不是干活计,而是急急忙忙地奔向勾栏瓦舍,去欣赏那里的小杂剧演出,惟恐“差晚看不及矣”。[22]叶梦德《石林燕语》卷五说:
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嗺酒”,然后乐作,此唐人送酒之辞。[23]
卷四更言: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24]
北宋钱惟演留守西京洛阳时,就是“每宴客,命厅籍(官妓)分行划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25]晏殊居家“未尝一日不燕饮”,每宴“必以歌乐相佐”[26],辛弃疾也是“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27]
社会对歌唱娱乐的需求如此旺盛,就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作为一种“职业”,宋代歌妓特别多。各级地方政府供养有专职的官妓(又称官奴、营妓、籍妓),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蓄养有家妓(又称家姬),妓馆酒楼更拥有“营业性”的私妓。宋代词人,大多数都有家姬歌妓。如欧阳修家中,有八九位妙龄“小婢鸣弦佐酒”。[28]晁补之贬谪玉山时还带著家姬歌妓赴贬所,途径徐州访陈师道,“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29]南宋范成大也多蓄声妓,晚年居苏州石湖,词人姜夔造访,作《暗香》《疏影》二曲,范成大“使二妓”演唱,并将色艺双绝的歌妓小红奉送给姜夔。[30]在享受伶人提供的娱乐的同时,文人士大夫也对这些娱乐事业作出种种贡献,为他们写出卓越隽永的歌曲(即宋词),从而使宋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3、士大夫之间的文化交往
《铁围山丛谈》载: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璫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又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閒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懽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31]
此一则笑谈,反映了士大夫之间的交往往往以文学、艺术活动为主要内容,这无形间就会创作出大量作品,也使得好的作品得以广为传播。
不仅士大夫之间有频繁的文化活动,就是皇帝也时常参与其中,以赋诗作文为乐。《续资治通鉴·宋纪》载,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三月己丑,
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32]
太宗至道元年(九九五)冬,十月,
乙酉,帝出新制琴阮示近臣。琴七弦,今增为九……。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齎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以下皆听。由是中外献歌诗颂者数十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