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而言，单纯依靠武力确立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真正使人们遵守法制，诸如通过刑讯来实现打击犯罪的高效率这样的行为，非但不能真正使人们信服，使犯罪分子接受相应的处罚，反而由于压迫的存在，使人们普遍处于“敢怒不敢言”的状态，甚至使得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报复，“严打”过后的新犯罪高峰便是实证。显然，以“恐怖的刑事政策”对待“恐怖的犯罪”，难以真正恢复正义的价值。离开以正义价值为基础的刑事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犯罪问题，更是无法有效遏制刑讯，而只能在表面上暂时压制犯罪分子的反抗，使得矛盾更加激化而非缓解。
概而言之，为了提升刑事政策的合理性，有效遏制刑讯，功利价值必须受到公正价值的限制与约束。毕竟“，功利主义是无孔不入的价值观，只要你没有、也不准备接受其他为人们所公认的价值标准，如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你就会有意无意地成为功利主义的俘虏”。[16]同时，为了有效控制犯罪，刑事政策中的功利价值又是不可能被完全否定的，受到理性的公正价值限制的功利主义是现实的需要。毕竟，公正的代价有时候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对于程序正义的诉求，就如贝勒斯所说的:“尽管法律和伦理中的一般性的程序原则是相同的，但是实施成本和其他因素限制了法律强制实施这些程序原则的程度。”[17]
具体到我国刑事政策之调整，我们需要在功利和正义两大价值层面的博弈和协调中，改革上述刑事政策，以便有效地遏制刑讯和更加理性地打击犯罪。
一方面，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刑事政策应当向着有利于控制犯罪的方向发展，但绝不是一味地通过严惩犯罪来实现暂时的利益。只有“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才能使得惩罚犯罪的活动更具有理性，刑讯等不择手段、只讲暂时结果的纯功利主义反应，显然不属于对犯罪的合理反应。“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作为新社会防卫运动提出的一个刑事政策口号，其要旨在于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提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对打击犯罪更有效的反应方式和战略，而法治、人道和科学则被视为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三大评价指标。[18]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对刑讯的当头棒喝。
另一方面，改革具体的刑事政策。在“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们应当对我国上述刑事政策做出改革，以便更加理性地控制犯罪、遏制刑讯。关于“严打”，“严打”与“轻轻重重”两极化发展的世界刑事政策发展趋势有一定的相契之处，但是只强调严厉难免忽视轻处。既要对轻微犯罪予以轻处，将严厉打击的范围限于最严重的犯罪，实现轻重分流，又要增强法网的严密性和刑罚的确定性，从而使得运动式、革命式的“严打”成为日常性的、持续性的打击，使得刑讯、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案件变成理性的、正当程序控制下的刑事追诉活动;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体现了对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鼓励，坦白应当成为一项法定的从轻情节，纳入刑法典，并采用绝对的从宽，以有利于实际操作。[19]而“抗拒从严”应当废除，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取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的义务，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最后，关于“命案必破”，“命案必破”中的“必”字，应该体现的是公安机关面对命案时的勇气与决心，而不能是“百分之百”的意思，否则在竞相勇夺“百分之百”的压力之下，刑讯难以避免。从长远来看，不宜提“命案必破”这样的高目标，不能靠“高压”逼出战果，而应当是通过鼓励侦查技术革新、鼓励提高破案率、建立合理的奖惩与激励机制以调动干警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