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地役权补充说”成立，则其作为物权法基本原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应当具有普遍的解释力，能够消解民法中物权类型不足的弊端而一劳永逸。从当前民法学理论的基本立场来看，地役权与典权、居住权根本无法通约。难道从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地役权的规定中，竟能发展出该法所未规定的典权、居住权等用益物权类型？为此，一个非常简单的诘问即会让“地役补充说”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我国引入地役权的直接目的也不是为了弥补物权法定原则的不足，地役权成为一般的用益物权模型注定了是个别学者的一厢情愿。[26]一方面，地役权不能成为用益物权的兜底条款或制度。另一方面，地役权作为用益物权，对所有权、担保物权的物权法定问题也无能为力。否则，法学概念的科学性和权利体系的严密性将丧失殆尽，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国家的优势也将荡然无存。

　　而物权法定原则也并不绝对地排斥私法自治。[27]例如，法定相邻权和法定地役权可约定排除；当约定的相邻关系以地役权的形式出现，在登记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我国《物权法》第158条），这种物权模式与债权模式的区别并不明显。透过地役权中的私法自治，可以发现，“地役权补充说”夸大了物权法定原则的僵硬性。

　　综上，“地役权补充说”的论证逻辑令人甚感愕然，无论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的立法例，都不能为之提供令人信服的佐证，其本身就存在不少的理论漏洞。

　　三、“地役权补充说”的启示（代结语）

　　抛开“地役权补充说”论证逻辑上的不严谨，论者所指出的物权法定原则的僵硬性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由此，“地役权补充说”也提示出了物权法两个必要的努力方向，即实现具体的地役权制度的全面化与抽象的物权法定原则的柔和化。

　　首先应予完善的是地役权制度本身，如规定地役权的一般概念，增强其容纳度，在实现具体类型化之外，[28]更重要的还有抽象类型化。[29]完善地役权制度，这是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任务要求，其实是立基于现有地役权制度的立法漏洞，而非倒果为因，以之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漏洞，我国应充分考虑传统地役权到现代地役权的演变，借鉴大陆法系地役权和英美法系地役权的合理内核，[30]以不动产役权观念重构地役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