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政府一般要先尝试通过自愿交易获得所需的财产。如果对方拒绝了政府出的最高价格，后者才可以在立法机构的授权下和法庭的监督下行使征收权。立法机构可以授予行政机构或得到特别授权的非政府实体征收权。是否行使征收权，以及对哪块土地行使征收权，一般由获得授权的政府或非政府实体按具体需要决定。法院对征收权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一是决定征收是否是“公共使用”所需；二是补偿是否公正。 征收是政府用强制手段取代自愿的市场交换获得财产的法律权力。本质上，它是对产权的再分配：卖家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也被限制了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么，征收权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是什么？
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方法：征收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中提高效率的一种手段。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某些交易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难以完成。比如铁路。一旦铁路线动工，变更路线的成本就会非常高。知道这个问题，铁路沿线的居民就有动力在谈判中抬高土地的出售价格。这就产生了拆迁过程中常见的“钉子户”问题（the holdout problem）。由于“钉子户”的存在，要较快地集合建设所需的所有土地就会很困难，于是产生了“集合”问题（the assembly problem）。这两个问题反映在交易成本上，使得交易成本过高，导致受到交易成本影响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按照波斯纳（Posner）法官的区分，有关财产权的交易可分为高交易成本和低交易成本两大类。[17]属于低交易成本的产权买卖可以完全通过市场进行。高交易成本的产权交易则需要政府干涉。
然而，现实世界远比波斯纳想象的复杂。显然，没有征收权，许多具有强的正外部性的公共项目将难以完成。征收权可以有效克服“钉子户”问题和“集合”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必要的公共产品有足够的供应。但是，一方面，许多征收行为完全符合交易成本理论，例如征地修建的高速公路、机场、军事基地等等（这些项目面对“钉子户”问题和“集合”问题都显得非常脆弱）；另一方面，许多征地行为并没有很强的交易成本问题，比如为修建学校、邮局、政府办公楼等机构进行的征地。后者一般不存在集合问题，因为所需土地面积常常不太大；也一般不存在“钉子户”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对地段的依赖程度不太高。一个地段有钉子户，可以绕开钉子户，在临近的地段建设。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后者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为什么对后者，往往也要行使征收权？在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更有效率，以政府强制权力为后盾的征收权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反过来说，如果仅以交易成本的高低来决定是否授予征收权，私人发展商在搞一些成片开发项目时也面临同样的“钉子户”和“集合”等高交易成本问题（如本次的“重庆钉子户”事件）。是否因此也要赋予私人发展商与政府同样的征收权呢？
众所周知，私人发展商并没有征收权，但却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克服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一些常用的手段包括：由代理商购买（buying agent）；订立期权合同（option agreement）；隐瞒真实购买人身份（straw transaction）等。例如，哈佛大学为了扩展校园需要大片购买土地，而且这些土地必须是连片的。因而哈佛面临着典型的“钉子户”和“集合”问题。作为私立大学，哈佛无权要求政府为其行使征收权。于是，它使用了前面描述的几种市场手段，成功地以正常的市场价格购买到了自己所需的土地。[18]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即使在高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可能也比政府有效？
这种批评的假设是政府可以与非政府主体一样有效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从而诱使单个的所有者按市场价格出售财产。但是，第一，政府兴建的许多公共项目不可能像私人项目那样有效保密，因为现代政府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开透明。在不能保密的情况下，“钉子户”问题仍然会阻碍市场交易。其次，政府公共项目所需的土地面积可能远大于私人项目所需的土地。同时，政府项目的地段依赖程度（site—dependency）也更强。随着所需土地面积的增大和地段依赖程度的增加，土地所有者寻求垄断地租的动机也越强，“钉子户”问题也就越严重。第三，以上分析还忽视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些“钉子户”和“集合”问题是非市场因素造成，而不是“钉子户”试图最大化垄断租金的问题。比如，对祖居的特殊感情使得财产所有者面对再高的价格也不愿出售。对这种问题，仅靠市场手段显然是不够的。最后，通过“秘密”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公开的征地程序很容易滋生腐败，产生政治失灵的风险。私有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一般是对双方有利的。而政府与私人之间的秘密交易，未必会对政府有利。只要负责交易的政府雇员从中获得了利益，交易即使对政府和公众不利，也可能发生。腐败的危险，是拿纳税人的钱进行私下交易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