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自由法治国内，个体作为原子式的存在，为了各自的幸福，可以充分运用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来追求幸福，法律保障其自由并排除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在个人所享有的有效生存空间内，各自对各自的生存负责。

　　其三，随着城市化导致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人们能够独立有效掌握的生活空间日益狭窄，个人生活已无法自给自足，相反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也就是说，个人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便无法生存下去。这意味着社会团体必须对个体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生存照顾”，魏玛宪法的社会权条款就是表达这种观点。

　　其四，魏玛宪法之下的政府软弱无力，不能对国民尽到“生存照顾”的职责，而国家社会主义则能够以强有力的手段来保障个人生存，把对个人进行“生存照顾”的责任交到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即党和国家的手中。“生存照顾”的发展是由“个人负责”到“集体负责”再到“政治负责”。

　　其五，法治国家的内涵，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及报障人权。但是，到20世纪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人民总是先求能够生存，以后才会要求享有自由、秩序与福祉。国家因此而负有广泛对人民进行生存照顾的义务，并受这种义务的拘束。国家只有提供生存照顾，确保国民党生存基础，方可免于倾覆的命运。因此，合法的革命必须使国家的工业发展得以继续进行，且不妨碍对人民的生存照顾。据此，福尔斯托霍夫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党所领导的革命如果能促进人民的生存福利，那么即是“合法革命”。[18]

　　其六，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以及保障个人能分享此秩序，正式一个新的行政法原理产生的主因。所谓正义的社会秩序是指人民可以参与社会，亦即胡柏教授所谓的“同胞的法律地位”，指与团体关系密切且受团体义务拘束的法律思想。在德国盛行的团体思想即领袖制，是对全世界的政治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作用。同胞的法律地位即是要提供国民参与社会、分享生存照顾的学理依据。这个基于正义的社会秩序所产生的国民“参与、分享”（Teilhabe）的权利应排除政治的参与权，而是属经济性质的权利。现代国家中，人们已经不是依赖国家保障的自由权，而是依赖分享权，分享权应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人权。

　　其七，构成生存照顾的要件有二：一是服务关系的“双方性”，具备了相当的对价关系，有别于人民单方面接受国家的救助；二是个人对这种服务关系存在着“依赖性”。[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