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影响。通过对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观察和总结可知，诸如北京、上海、杭州等相对发达地区的高校毕业生中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在本地就业，这就给高校招生提出了新的课题——倘若大规模招收外省的考生，无疑会使本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是高校本身和其所在地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而与此同时，出于对本地就业市场的保护，有些地方政府又出台了更为激进的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护政策，这无疑有对渴望通过考入这些地方的高校而最终留在当地就业的外地考生构成了新的诱惑。由此，即使某高校在外地的招生名额数年来持平，也会由于外地报考人数的急剧增加而使得相关的平等受教育权所受到的侵害愈演愈烈。[9]

　　最后，学生志愿偏好的影响。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每个地区的考生都继承了本地区一种传统的志愿偏好，这种偏好较为稳定地存在于各地区每年的志愿选择过程中，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从全国范围来看，许多考生喜欢留在家庭所在地上学，熟悉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是主要考量。但是，以不同地区为样本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各地考生的偏好仍会体现出一些个性的不同。如，东北的考生一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北的高校，成绩较好的考到北京、上海等地，但是到上海以南的地方求学的却较少。又如，广东的考生往往偏好于报考省内的高校，而到北方地区求学的学生则较少。还如，由于北京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名校汇聚，因此北京考生也就大多选择在本地就读，有少数考到上海、杭州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高校则热情度相对不高。总之，一所高校在特定地区的招生名额，也会考虑当地考生这种传统的报考偏好。

　　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成因分浅析

　　本文所讨论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虽然其成因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共性的因素或因素集。粗略看来，可以从地方政府、高校和学生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首先，地方政府的维度。第一，从现实的方面来看，各地政府确实在各方面尤其是资金方面为本地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支持。第二，从意识的方面来看，各地政府将其对高校的支持与投入普遍视为一种附带有期待利益的投资行为，希望高校能够以某种方式对当地予以回馈。第三，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如下的现实逻辑——倘若高校为当地政府提供了满意的回馈，则会赢得地方政府的进一步支持与投入；反之，不但高校获得的种种优惠可能被全部收回，而且在维系学校正常运转的其他方面也可能引致来自与当地政府的消极不合作态度。

　　其次，高校的维度。第一，许多高校虽然是部委直属，但是它们在土地、政策、福利、后勤保障等方面对其所在地政府存在极大的依赖。比如，现在许多高校都在进行的新校区建设，地皮的审批和划拨无疑就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然，但是从本质上说，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的高校是有一定的扶助职责的。不过这种与高校的利益直接挂钩的“职责”，范围可大可小、程度可深可浅，究竟收益多少，还是要看高校与所在地政府的“沟通”程度。这种类似于“卖方市场”的关系模式，无疑使得高校对于所在地政府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效应。第二，对于当地政府的频频示好和诸多扶助，高校从潜意识中要求自己必须采用某种方式“投桃报李”，以此来争取更多的优惠和支持。虽然在输送大量人才、提供智力支持、间接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等方面，地方政府也从辖区内的高校收益颇多，但这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高校们“投桃报李”的热情。因为不论从潜意识还是现实来看，回报越多，新的收益也会越多，这种“回报——收益——回报”的螺旋式增长势必要求高校从更多的方面、以更新的形式迎合所在地政府的需求。

　　最后，学生的维度。一方面，就本地学生而言，由于在本地高校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大多数考成都存在天然的对报考本地高校的偏好，因此本地高校就必须相应扩大在当地的招生比例，而招生比例的扩大直接降低了报考的难度，因此又吸引了更多的考生谋求在本地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就外地学生而言，由于一流的大学往往设立于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的地区，这类地区各方面条件优越，就业前景也相对较好，因此大量的外地生源蜂拥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本地招生名额保持不变，外地考生的录取难度也会因为报考人数的增加而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