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的设定还必须考虑诉讼文化的因素。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一直都有一种“贱讼”的倾向，讲求“和为贵”，注重纠纷解决过程当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文化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必然要成为我们目前乃至今后构建诉讼制度时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意味着获得确定判决、谋求权利实现不能成为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唯一指向，而必须在诉讼程序中设置一些判决之外的多种诉讼终结方式，即在判决结案之外，在诉讼程序这条轨道当中设置多个“出口”，并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以满足其在诉讼当中的多方位需要。要实现这一点，诉讼中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这种信息披露是多维度的，既在当事人之间展开，即在诉讼过程中的必要阶段组织当事人开展证据交换以及相关诉讼信息的交流；同时又在庭审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进行，即对于那些关系到当事人重大程序利益的事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法官主动、及时地履行告知义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当事人知情权的充分实现，促使其及时对诉讼进程、诉讼局势及其结果作出理性预测并对诉讼终结方式作出理性决策。这既体现了对当事人各种需求及选择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传统、对前人智慧的尊重，是一种制度理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