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否应拓展“交往安全义务”的适用范围？
尽管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草案均确认了“交往安全义务”，但所规定的适用范围有限，对此，我国不少学者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应该拓展“交往安全义务”的适用范围，例如，有学者认为“交往安全义务”应包括“职业活动”、“社会密切关系”等领域。
与上述学者的主张相反，笔者认为，不但不应该拓展“交往安全义务”的适用，反而应该对之加以严格限制。如前所述，不作为侵权责任问题，涉及到个人的行动自由，关系到社会的竞争发展，其适用应当慎之又慎：
一方面，应该严格限制其构成要件。例如，应将“造成和维持了某种危险状况”作为“交往安全义务”的成立条件；又如，“交往安全义务”的保护对象应仅限于“有权交往者”，对那些“无权交往者”不应予以保护，等等。在严格的构成要件框架下，“职业活动”、“社会密切关系”中的很多损害，均应被排除在赔偿责任之外。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即使将来的侵权责任立法确立了“交往安全义务”，出于限制其适用的目的，也应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并对之采取“严格解释”模式。
（二）“违法性要素”是侵权责任的必备要素
上文可见，“违法性要素”是法国法过错概念的核心要素，从而也是其过错侵权责任的基本要素。
由于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法国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素”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法国法将“违法性要素”内置于过错概念中，从而确立了“大概括式”的过错侵权规则，构建起适用范围极广的、开放式的过错侵权责任法体例。这样的体例高度强调社会安全价值，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能最广泛地救济受害人并填补损害。但也正因为此，法国法的这一体例遭致了“不能充分保障行动自由”的质疑。
其次，在法国法中，“违法性要素”是从违反客观法（la viloation du droit objectif）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例如，2005年的法国《债法改革草案》就将过错定义为“违反法律法规所确立的行为规则或者未尽到谨慎勤勉的一般义务”。《债法改革草案》明确揭示了过错的违法性要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行动自由的保护，但是从违反“客观法”角度阐释的“违法性”，所指的只能是广义上 的“法”，因此，《草案》的这一体例仍然是以社会安全价值的保障为核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