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以债务纠纷为例分析。前文已经述及在众多债务案中，如果契据明确，判官直接“照价断追”，并无多少“酌断”的空间，其不缺乏“判定胜负的结构”非常明显。那么，其余一些“酌断”的案例是否可称之为“教谕式调解”呢？来看看《三邑治略》中的两件判词：
例一：讯明已故余蒲氏有田业三处，当于、向四清、水口寺三家，共计三百二十串，外有蒲李氏老当价一百六十串，年长月久，前县堂讯，又未供明，原难照断。酌照一半归还八十串。[33]
例二：此案徐华霖欠白玉堂钱一百串文，当堂呈出借字属实，外欠三年半利息未给，照每年二十串算，约有利钱七十二串文。而徐华霖佃户，又欠徐华霖租果九石六斗，佃户邝基才等，系白玉堂所荐，因徐华霖不给白玉堂之钱，故邝基才亦不给徐华霖之果，一直彼此戮葛，分别不清。断令各清各款，徐华霖欠白玉堂之钱，三年半未有归利，着让去半年，净归本利钱一百六十串文。邝基才所欠徐华霖之果，九石六斗，为数不多，仍如数归清。徐华霖当堂书立限期票据，俟缴到时，再将借字退还。邝基才亦当堂书立清果退庄限字附卷，各备结完案。[34]
这两则案例均为债务纠纷，区别在于事实的查明与否。在案例一中，债务事实无法查明，判官进行折衷处理—“酌照一半归还”，这种做法被称为“常识性的衡平”或者“教谕式调解”并不为过。在案例二中，债务事实非常明确，虽然判官也“着让去半年”利息，但这里不存在“判定胜负的结构”吗？毫无疑问，县官判令“净归本利钱一百六十串文”，就是说欠债必须还钱，“判定胜负的结构”十分明确，其酌情消减债务额度的做法与徐华霖“欠债还钱”的是非判定并不冲突。由此可见，在案件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教谕式调解”是可能出现的；但在事实清楚的条件下，即使“酌情调处”，也会有明显的是非判定。所以，忽视诉讼中事实维度的重要作用可能会造成诉讼形态认知上的偏差。
其实，在对中国古代法和古代诉讼的研究中，不只是马克斯·韦伯和滋贺秀三忽视了事实之维，长期以来法史学界以“儒家法”或“伦理法”解说中国古代法，也是忽视事实之维的产物。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总是在强调血缘和阶级，[35]所谓“与其屈兄，宁屈其弟”，[36]这其后的逻辑就是身分关系比法律事实更为重要。殊不知，作为在世俗生活中求生存的民众，利益的界定和分配是其需要实际面对的问题，他们必须立于明晰的法律事实之上，这不是疏阔的伦理规则所能解决的。因此，无论是马克斯·韦伯和滋贺秀三，还是传统的“伦理法”论者，其对中国古代法的解说都是在强调对利益的模糊处理。而本文通过对证据定谳的考察发现，明清诉讼非常重视证据事实的厘定，这是分清利益和解决纠纷的前提和基础。
【作者简介】
汪雄涛，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二，“废公强占事”。
熊宾：《三邑治略》卷五，“讯郭宗玟-案”。
沈衍庆：《槐卿政迹》卷四，“叠遭强砍事”。
祁彪佳：《莆阳谳牍》卷一，“本府一件盗献卷坟事”。
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之一，“原起总论”。
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二，“钱债事”。
祁彪佳：《莆阳谳犊》卷一，“本府一件夺巢惨骗事”。
祁彪佳：《莆阳谳犊》卷一，“一件势豪估害事”。
赵幼班：《历任判犊汇记》卷三，“判张步仁等堂词”。
李钧：《判语录存》卷二，“欠地价事”。
张肯堂：《辞》卷六，“李时化”。
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一，“原起总论”。
熊宾：《三邑治略》卷五，“讯王吉辉一案”。
赵幼班：《历任判犊汇记》卷二，“判袁王氏等堂词”。
海瑞：《海瑞集所载审语》，“陈舜兴人命参语”。
李钧：《判语录存》卷三，“情急自缢事”。
张肯堂：《辞》卷一，“艾之彦”。
张肯堂：《辞》卷一，“李恭”。
毛一鹭：《云间谳略》卷四，“一件出巡事”。
毛一鹭：《云间谳略》卷四，“一件蠹戕民灶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
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书，第576页。
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书，第567页。
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书，第568页。
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书，第574页。
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书，第568页。
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书，第580页。
黄六鸿：《福惠全书》，载《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版。
“雍正十年祁门谢万祚禀文”，参见王钰钦、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一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一，“原起总论”。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7页。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熊宾：《三邑治略》卷四，“讯蒲李氏一案”。
前注，熊宾书，“讯徐华霖一案”。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结论中说：“家族和阶级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在法律上占极为突出的地位”，并由此认为“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见《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海瑞：《海瑞集》（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