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一个明代的案例：

　　闽人杨明学鬻纸于滑台境内，有李时化者向之零贩发卖，自非一日，积欠银三十一两六钱。明学急于还乡，不能久待，姑令立券，约以异日寻盟，此亦市侩常事耳。嗣后不相闻者垂十八年。在时化私心自幸，化为乌有先生矣。昨岁明学之弟兴学者，忽自闽而至，执券取偿。时化夙念顿乖，无词以应，则诡云无有。兴学讼县，转委幕官，断追原价，斯亦持平之法也。骗杀一讼，无乃自贡其昧心乎。据彼遁辞，以为明学取偿，虽死无恨，不甘兴学之代索耳。夫交易止凭契券，他乡估客，踪迹蓬转，尽有转委之不相识者。兄债弟取，手笔如新，更何所疑而慎重乃尔。即词胜于理然亦甚难而实非矣。[11]

　　此钱债案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时间跨隔久远—“嗣后不相闻者垂十八年”，李时化因而有此债“化为乌有先生”之感；二是持券追索者并非原主，以致于李时化滋生出“不甘兴学之代索”的遁辞。但是，判官并不以此二者为意，他首先表明断案的立场—“交易只凭契券”，并且指出，即使“转委之不相识者”亦是常事，更何况“兄债弟取”！另外，此案的审理也可以看到，异地索债的兴学在碰壁之后诉至县衙，幕官“断追原价”，并不以代索为词，也不以异地为欺。并且，张肯堂亲自审理之后仍作出相同的判决。这两者更加说明了，“钱债之案必以券约为凭”是一种普遍的共识。

　　清代的张五纬在《未能信录》中的一段话则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了证据在钱债案审理中的地位：

　　因思借用银钱原以票据为凭，民间常有相好不言利息，不索票据之事，凡遇此等事件，颇费踌躇，故每逢告无据之欠，虽情词恳切，不敢遽准，亦不肯批驳，惟批邻保秉公查处具覆。……数日后和息，生监带同两造，各具允服甘结具呈。请息词内则称：某人告某人一案，从中调处，日后永归和好，俱各允服，不再彼此互控。结内则称，今承亲友调处，情甘允服，此后不再具控。词结俱属含混请息，批语只得含混准息，到堂亦只可含混讯息。盖此类钱债控追、控争事件，惟求其心平气和肯结，不必定讯明虚实执法，以增其不解之怨耳。此看卷不能决，连审不能结，仍归和息之始末也。[12]

　　张五纬提到了一种民间钱债案的实态—“相好不言利息，不索票据”，遇到此种事件，既不能“遽准”又不好“批驳”，惟有让邻保“秉公查处具覆”。但在事实难以弄清的情况下，民众的词结俱属“含混请息”，而官府的“批语”也只能是“含混准息”。没有证据，钱债之案难以断结。

　　（三）户婚案中的契约与证据

　　户婚问题比起田债来说，有着鲜明的人格色彩，对于富有人情味的中国人来说，应当离契约这种非人格化的事物更远。但事实上，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争讼过程中，契约的作用都非常突出。

　　先来看一段婚姻案判词：

　　……查婚礼专以通启为凭，果未允婚，何以缴自同振（女方家长—引者注）之手？若谓强行纳币，计自受聘，以至订期，尚隔旬日，虽病臾龙钟，何不号召族人代为返璧？其为事后翻悔可知。……

　　本案判词较长，前略是事实是：女方家长因为婚期纠葛而悔婚，妄称“原未允婚”，经前县断离，财物当堂缴领，婚启娶贴附卷，后男方控诉再审，方有如上判词。判官此时以缴自女方家长同振之“通启”为证，申明“婚礼专以通启为凭”，认定定婚事实成立，实为事后翻悔。作为婚契的“通启”在此处为证明事实的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