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中争讼一方契据遗失，界址未清是控争的缘由，作出裁断就需要重新勘定原界。萧姓存有官府认定的“印契”，自当以此为准。依照原契，萧刘之业以岭栋为分界，而所争之山只有一岭，因此判官认定“契界并无两歧”。判词中“业凭契掌，界据契定”一语，更是道出了田土案的听讼原则。

　　但有时候，田土纠纷还需要凭借官府的黄册来定断，比如以下这则判犊：

　　审得朱圭之祖向有山四十六亩，一所土名楼梯鼓，一所土名村石船，一所土名竹仔山。一买之武善庆，一买之朱长源，一买之柯文魁，管业葬坟久矣。乃有朱尧注称村石船二十五（亩）原系其祖嘉靖年间买之武时秀者。查万历十年间黄册，原有武时秀，户在安乐里四图，内载山四亩八分，而尧注称祖所收割己户时秀之二十五亩则无可考矣。查尧注户属安乐里四图六冬，朱圭之户属二图十冬，四十余亩连毗之山，何以四图、二图迥然不同也？及查左右山邻吴国柱、郑光振，称向系朱圭管业，并无所谓尧注之山，即乡老如出一口，其为圭之山明矣。[4]

　　此案中，朱尧注诉称所争之田系其祖买自武时秀，查远年黄册，虽有武时秀及其田产的记载，但并不涉及此二十五亩之地。同时，四图的朱圭之山乃是四十余亩连毗，不可能其中二十五亩分布在朱尧注所居的二图。加上山邻的作证，兴化府推官祁彪佳认定此山属于朱圭。此案中的黄册记录对于这类远年田产纠纷无疑具有很强的证明力。

　　在田土诉讼中，如果契据不清或者真伪不明便成了疑难案件，往往导致久拖不决或是叠次上控，要裁断此类纠纷，证据显然尤为重要。

　　清代历任江西州县地方官的张五纬任职进贤县令时，曾有贫富相争山地一案，屡断屡翻，卷以年分竟有三十余宗，牵连亦达四十余人，不能平息。最后，判官找到诬诈之据而顷刻断案：

　　……及查阅各前任堂断，残缺不全，大概皆以理断究，未能指其诬诈之据。由是将其抄粘十余契纸，并于前任当堂呈出税过各契，逐张细核比对，对出抄契一张与正契所写笔迹相同，反覆细看，如出一手，惟正契年月数字笔迹不同。查其正契为百十年前所立，年月上税有印信，素知税契用印总在银数之上，并不盖于年月，乃契内银数上并未盖印，却又有半印错用在契纸之边，愈觉可疑。随于被告富家所呈是年印契对比，又无私雕形迹。随将其契于粘连处起下展开，再看中有摺痕一道，痕迹纸色迥乎不同，始悟悉为现年用印里书废册，盖年月先后盖印者也。看出伪造诬控实据，似可片刻一堂断结矣。但伪造者为谁？必须先试原告。即日示审唤到原告，令其先将所呈各契写出清单，以便各契当堂查对，只须写某契系某人卖，不必细开。顷刻开呈，与抄、正两契对比，笔迹实出一手，其为原告自造无疑。随逐层指问，原告供认造诬乞饶，观者点首，书役骇然，不意叫一人而数语断结。[5]

　　此案迁延既久，虽经各任判官“以理断究”，依然屡断屡翻。其原因在于，事实未清的情况下，所谓的“理处”无非就是晓以大义，说服双方各自“情让”。诬诈者既然有心谋产，自然得契不饶人；而冤抑者更是不肯无端受屈。因此，案件的定断主要取决于证据对事实的支持。知县张五纬心细机敏，终于在细核契据的过程中发现了诬诈的疑点，从而使一件疑难案件“叫一人而数语断结”。事实胜于雄辩，证据的力量由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