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在中国古代有一种称谓，叫做“对簿公堂”。所谓“簿”者，证据也，其在诉讼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并且，像《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这些早期的讼案汇编都是在表现案情的辨明和证据的运用，法律上的裁断反而是其次。可见，证据是中国古代诉讼的核心要素。遗憾的是，学界在探讨中国古代诉讼时，动辄冠以“调处”、“擅断”之名，或是用儒家伦理加以打发，完全忽略了证据事实对诉讼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各类诉讼案件中证据的运用，以及事实之维对诉讼类型的意义。

　　一、细故案中的证据定谳

　　（一）“业凭契掌，界据契定”

　　先说田土案。清代道咸年间历任江西兴国等地知县的沈衍庆，曾在一则判犊中说：“夫断业必以契为凭，契不足凭则天下之执业者危矣。”[1]“据契定谳”乃是田土案听讼的普遍做法。试举一例：

　　讯明郭宗玟买张大顺之田与陈发科连界，查验咸丰七年老约，下有堰堤为界，左抵大路，右抵大路。据郭宗玟供，右边大路已被陈发科开垦为田，质之陈发科等供称，此路实系奔塌。断令陈发科照原界让出一尺宽地步，归郭宗玟自行修路，勿得异说。至余基典控称占界一节，查余姓约据，自神龛中间直出，以至重门为止，基地园圃在内。复查郭宗玟约据，右前抵门楼外，路坎下为界，是门外并无余姓园圃，仰仍照旧管业。[2]

　　此判词实际上包括两个案件。在前案中，郭、陈所争乃是田边一路。郭供称右边大路已被陈开垦为田，而陈则认为此路实系奔塌。不论原因如何，陈并没有否认垦路为田的事实。依据“老约”，郭宗玟所买之田右边本有一路，现在陈发科理应照原界让出一路。在后案中，园圃是郭、余所争的关键。知县熊宾先后对照两方所持约据，认为并无占界情节存在，判令照旧管业。这两个田土案件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知县的处断都是以约据为准。

　　下面来看一件略微复杂的案例：

　　萧姓祖遗山业，有高山、晒场、甑稗等岭相连，其甑稗草岭则与刘姓共业。以岭栋分水为界，而各分南北面者也。其高山岭内茔地一片，则售与刘姓丛葬，立有界碑，而界外刘姓并无寸土者也。道光二十年，刘姓砍伐界外树木，萧姓阻控，未讯而罢。越今五载，刘世殷等复踵故习，萧愈道等续行禀究。查刘姓承买原契，称系年久遗失，因界址未清，致纷争之迭起。饬令眼同中证，查照旧碑，丈出原界，各掌各业，不得彼此侵犯。仍各书约，互给执照，以杜衅端。其现在之树，虽施斧斤，尚未剪伐，姑从宽免可矣。

　　甑稗岭山场，萧姓与刘姓共业，刘既无契，自当以萧姓之印契为断。前经核明，该山以岭栋分界，北归萧而南归刘，饬中照契钉立界石，以杜争衅。何物刘汉珖妄冀移彼就此，缩北伸南，混行争阻覆控。履勘该山，实止一岭，而契界并无两歧。业凭契掌，界据契定，何说之辞。而汉珖犹肆哓哓，其如不能驱岭而走挟山而超何？何饬照契当场立界，余情悉依前断，毋庸更端。汉珖仍予枷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