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四家企业对国家质检总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受理，理由是原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这使得“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因此，关于起诉期限的问题有必要在此深入探讨。
起诉期限的设定是基于法秩序安定性原则，为保障因法秩序早日安定所得之利益（包括公益、相关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及促使利害关系人早日主张救济）而设定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依据此规定，则“知道”之日非常重要。由于国家质检总局的行政行为没有进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则“知道”之日难以确定。因此，需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进行判断，即“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就本案而言，原告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了自己的“诉权”，或者何时“知道”了国家质检总局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属于主观概念，需要法官审理该案或者通过询问原告，给原告“听取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后才能做出判断。而且至今，国家质检总局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非法垄断状态）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尚没有结束。人民法院不能轻率地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而裁定不予受理，致使问题本身不能得到解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者做出裁定不予受理。”而人民法院自8月1日收到起诉书至9月2日做出裁定不予受理已经明显超过了审查期限。同是“期限”的问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自己可以超限，而对涉及私权救济内容的原告却不能“超限”。
笔者认为，该案原告是否真的“超限”，现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需要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需要法院审理后裁量。而且，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书后的7日内一直在“研究”，不能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第二款（即人民法院在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应当受理该案。
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关于行政救济的做法值得参考。根据蔡志方先生所述，台湾的《诉愿法》规定，“对于书面处分欲提起诉愿者，须于行政处分书或决定书送达之次日起，三十日内提起……”。“然而，实务上即不因诉愿人之丧失诉愿实效即不再就申请案继续处理，也未见以其‘逾期’而驳回其诉愿”{11}P63。虽然，台湾的《诉愿法》类似大陆的《行政复议法》，属于行政救济方面的法律，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机关对私权利充分救济的理念值得借鉴。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其职能在于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法院也慑于公权力的“威力”而“逃避”的话，这个社会将是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