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当将对这种研究模式的提倡建立在对其他既有研究模式的批判之上呢？王勇教授在文中肯定了这一观点。他对目前研究的现状概括为：简单重复、标签化研究、研究水平总体滞后。更深层次的阅读本书，会发现王勇教授将目前的学术发展定位在一个从传统“手工业”向“机器化大生产”的过程转型之中。于是在这种“学术革命”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对于分工协作的研究模式的畅想。这种想法亦无不可，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认为学术只是一个人的事，还是所有学者的事？如果说学术是所有学者的事，那么你可以去进行批判，提倡自己的研究进路，并组合自己的“学术流水线”，但与此相反的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即是自由，他者的研究成果，只要不是剽窃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他人是无权干预的，否则就颠覆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简单重复、标签化研究、研究水平总体滞后是一种事实，但这种事实是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下做出的，作者所提出的“西北法学”的研究模式，同样是在接受了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成果。因此不仅要提倡自己的研究模式，同样也要容忍学术自由原则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通俗点说，你不能因为吃肉会咬舌头而倡导大家不要去吃肉。法学研究既可以是手工产品，也可以是流水线作业。并且，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的相当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训练决定了他的研究方向，法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学者的品性，往往与地域关联性不大。因此对于研究现状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但不宜展开。

　　对于我以上的说法或许有人会理解成学术研究中的“亚当·斯密”式的自由主义，而这种自由必然要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即便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多么的难以接受，普及这一自由原则仍然是必须的，因为在学界，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不是学术垃圾，而是泛滥成群的“御用文人”及他们的“御用作品”，这本身就是对学术自由的亵渎，学术自由必须以学术道德为界限，目的性、功利性的作品不是学术作品。

　　（二）关于“西北法学”的局限性问题。

　　一说起法学界出了个“西北法学”派，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然后以各种理由加以批判。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说明新生事物受到了旧事物的排挤和打压，如果它发展起来了，说明新生事物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还没有发展起来，那就是它时机未到，没有团结够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在这里指出的，只是几个可能引起误解的小问题。一、“西北问题”指明了西北地区是一座学术上的“富矿”，这个“富矿”的开采权不仅仅属于西北地区的学者，而应当属于全世界的学者。“西北法学”只是一系列地方性问题、此地与彼地、此地与国家问题的集合体，这些问题的共同性在于其文化地理学上的特征。用王勇教授在书中的话来说，西北地区存在的大量非数字化、非文本化以及文本化不经济的法律实践知识和田野资料是法学研究者赖以进行创造性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中国西北地区的学者当然欢迎世界各国的学者来中国西北做学术研究，同时我们也会努力，依靠“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不输于其他任何地区学者的研究。二、需要提醒作者的一点是：很多“西北问题”其实仍然归属于“中国问题”，它们不过是“中国问题”在国家不同区域内呈现出的不同形态而已，因此在刻意区别“西北问题”的同时必须注重其与“中国问题”的联系。三、有关西北地区的权利代际发展理论的困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权利是否存在着代际的发展，这一理论真的适合去解释人的本性吗？生存与发展是作为人的本能而驱使人的行为的，但权利义务存在的前提是一定的经济基础。权利代际发展理论是否有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混为一谈之嫌疑？四、有关国族认同的问题。王勇教授认为：民族本位与“国族认同”属于众多“西北问题”之一，但我更同意冯玉军教授在评论中所指出的：需要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族认同”。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解决一个矛盾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这个观点来看，“国族认同”的关键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代文明的对抗，因为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侵略性。在国族认同的问题上，中国要面临的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个民族，更可能是拥有在这世界上拥有同种信仰的不同民族。五、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缓冲地带在哪里？在第二章中，王勇教授只是提出了要以立法形式明确西北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地位及其相应的基本自治权利和义务，以构建一个缓冲地带。我认为，面对我国目前一元多级的立法体制，这个缓冲地带的设置是国家的责任。而且为了保证法律的绝对效力，这个缓冲地带将主要存在于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之中，国家基本法律所规定的“少数民族地方可以适当变通”，将被限制在极有限的范围之内，如语言文字等形式上。六、理性官僚制的局限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非西北特色。因为理性官僚制的尴尬在于如何以理性的原则去治理日常生活中以感性支配自己行为的人们？并且人的感性也并非天生如此，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感性，而这种感性也是与以往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理性的原则的作用只是限定并指导人们的感性活动范围，它的局限性也是它的特色所在。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制度没有局限，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