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示意图的技术性说明：风险等级与危机类型
社会风险的最高等级是社会危机，即风险因素的暴发。高位风险与风险的暴发显然是有区别的。处于高位的风险要转化为社会危机，必须具备一些特定的社会条件或诱发因素。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一直处于严重衰退状态，市场化方向的医疗改革使公共卫生支出明显不足，公共卫生队伍萎缩，公共卫生状态已经处于高风险状态。但这一切都是在2003年SAR暴发时才充分显露出来。不仅如此，SAR暴发还一度暴露了中国政府的诚信危机与风险治理危机。又如中国农村地区的执法至今仍存在众多盲区，行政执法体制在农村地区处于十分脆弱甚至瘫痪的境地，法律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这些风险因素在2004年安徽阜阳奶粉事件导致农村食品卫生危机中才充分暴露出来并让人们普遍意识到。
其次，对于社会危机，也有局部性危机与总体性危机之分。一般性危机经常是指单项的、涉及有限领域的危机。总体性危机则是由由某些领域风险急剧释放所引发的社会众多领域的风险全面暴发的情形。谈到社会转型期的高位风险转化为社会总体性危机，更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经济社会转轨。“500天”过渡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高风险的计划，是“惊险的一跃”。在此过程中，以卢布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一度5000多倍和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曾经下降三分之二左右为标志，俄罗斯转型经历了一场历时十年的社会总体性危机。1989年中国的64事件，也是一次总体性的社会危机，其中包括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因素。从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危机前后持续了四年多时间。这些总体性社会危机的危害和影响，是一些局部性危机所无法比拟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张中国转型秩序演变趋势的示意图（见图二），其中标明了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所处的风险等级与可能面临的危机类型。
三、高位风险阶段：危害与可能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的词汇开始流行中国：风险社会。与西方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所针对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社会面临的更多的是转型风险。基于相关国际经验与形势判断，中国决策层认识到，未来20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目前的中国正处于所谓“20年关键期”的初始阶段。
表明中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进入高位风险阶段的若干因素：
第一类风险因素：金融风险。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国有银行（背后是中国普通民众）在许多方面直接充当了渐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随着中国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体系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2002年，根据一份由钟伟、巴曙松、高辉清、赵晓等人制撰写的《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9]的分析，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严重但尚未失控，可控程度面临挑战。该份风险评估报告覆盖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地下金融状况、资本管制效能等几个方面，数据选用最早追溯到1994年，最新数据截止到2001年，评估报告基本上是对中国金融业上世纪最后几年和新千年初几年的概括性总结。报告把上述几个方面按五级风险进行了评估。其中的主要结论是：
----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已经接近枯竭，4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比普遍不佳，基本上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以工商银行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约需要20年，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
----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然偏高。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
报告的总结性评价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风险巨大，如果以中央银行的广义负债指标M2/GDP来观察的话，则中国央行名列全球首位。从长期看，中国金融业承受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阻止高通货膨胀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重要命题。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风险程度属于四星级：风险严重暂时可控。
除了银行体系的风险外，该报告的其它结论是：中国证券业的风险程度属于五星级即最级别风险：风险严重随时可能失控。中国保险机构的风险程度属于四星级风险：目前风险极重但未来有望缓解。中国地下金融体系的风险程度属于三星级风险，程度较轻：风险值得关注少数则应予警惕。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风险程度属于三星级风险：风险值得关注。
对于中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状态，报告评估为四星级风险并向五星级风险即最高风险过渡的趋势，用定性的语言描述为“风险严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临挑战”。[10]
第二类风险因素：社会分配差距严重扩大，且正向更严重的程度发展。从社会学的常识看，在任何社会，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都是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财富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为社会多数人分享，而是向少数人集中。
按经济学界的研究，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可能还有恶化的趋势。刘国光说：“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收入差距客观上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一时难以倒转……看来要到2010年人均收入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有可能倒转下降。[11]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以提出“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著称的陈宗胜认为，在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将继续扩大，但边际增速将减缓，以基尼系数表示将逐渐接近和达到倒U曲线的顶点，并且很有可能会在顶点（0.45以上）上徘徊若干年份，使曲线的拐点呈不规则状。[12]就是说，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很有可能会在高位上运行较长时期。
另外，世界银行的有关预测也表明，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在2020年将达到0.474，[13]世界银行对中国基尼系数在未来可能达到的严重程度的预测，与陈宗胜等人的结论一致，只是在时间上，更向后推迟了10年。
尽管经济学们关于中国基尼系列的演变趋势的预测不尽一致，但是，大致都指向2020年前后。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不得到较有效地解决，构建和谐法律秩序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在类风险因素，城市化进程处于“加速”状态，城市管理秩序面临冲击。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按照中国关于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政策目标，有关专家预测，在2050年前，中国城市化率必须从现有的30%左右提高到70%以上，即每年将有1000万左右的农民进入城市。在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的速度不会低于1%。这就是意味着在未来的15年内，还将有3—4个亿的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3—4个亿的农民迁移到城市，就相当于要形成相当于现在30—40个北京和上海这样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如此规模和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对转型秩序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亿万农民进城，从农业生产者变成城市居民，在对社会经济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对城市秩序构成全面而持续的压力。社会犯罪、生态恶化、权利无保障、城市交通瘫痪城市空间拥挤，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代价。中国社会近二十年出现的所谓“第四次犯罪高峰”和“第五次犯罪高峰”均与此有关。
第四类风险因素，未来20年到30年内，中国将先后迎来“五大人口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峰，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期将达到高峰，大概要达到14亿6000万。第二个是第二是劳动力的高峰期，到2020年，中国在15—64劳动力将达到9.4个亿，占到总人口的65%。第三个是第三是老年人口的高峰，如果按照2020年14.6亿人口计算，65岁高峰的比例，将占到总人口的23%， 3.3个亿，占到五分之一人口的老年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四个是流动人口高峰，这与城市化进程相关，上面已经谈过。第五个方面的高峰，是艾滋病衍生、蔓延以及爆发阶段手的可能来临。中国正处于艾滋病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一个临界点上，如果现在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预计要达到1000万。[14]可以认为，一个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增加、流动人口剧增、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和公共卫生面临持续危机的时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无须再重复分析这些压力问题与法律秩序的内在关系。一句话，中国社会和法律能否经受上述多重考验，是能否渡过社会矛盾最大值的危机阶段、步入良性秩序阶段的关键。
第五类风险因素，社会秩序处于恶化期。尽管犯罪统计的口径经历几次调整，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犯罪率一直呈高速增长状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1980年时，原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戴宜生就对中国的治安形势做出了分析，认为之后的20年，中国的犯罪率每年会增加14%。实际上2000年初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大概在18%-20%。[15]在2007年3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说，中国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16]
第六类风险因素，中国生态环境仍处于绝对恶化阶段，且有局部性危机不断暴发。按经济学常识，在工业经济发展早期和中期阶段，环境一般会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中国仍然处于自在环境极端恶化的地区，社会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2002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说，中国土地沙漠化以每年3000多平方公里速度扩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受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40亿元。这是据水利部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得出的结果。[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