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中心

　　2000年7月，因台风摧毁了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屋，意外发现了一批清代后期的诉讼档案，包括诉状的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的记录等司法文书约110余件。这批珍贵档案经第一历史档案馆修复后得到78份诉状，在法史文献专家田涛教授主持整理下，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①]这些档案保存比较完整，时间跨度为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五年（1874－1889年），并附带民事审判的程序等内容，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民事法史研究。因此，黄岩诉讼档案被媒体称为是继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后第四次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重大发现。[②]

　　在过去，受文献资料所限，清代法律史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于中央法律制度以及刑事审判（比如刑部一级）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一批州县诉讼档案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可利用文献的拓宽，清代基层司法运作状况逐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③]但是，学者接近、利用这些档案的渠道有限。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直接基于清代州县司法档案的具体研究不多。本文将通过分析黄岩县的主要案件类型，探讨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界线如何被打乱、民事纠纷的产生及如何向诉讼转化，衙门在解纷过程中的应对，并对比当时的国家法律制度，以黄岩讼案的主要类型为切入点，透视清代后期基层社会司法运作的具体状况。[④]

　　一、黄岩讼案的主要类型

　　黄岩诉讼档案涉及的案情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属民事案件，清代没有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的严格分别，大部分黄岩县讼案当事人总是夸大其词，将普通案件叙述成耸人听闻的要案，以请求县衙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口气“具呈”。具体案由则不过是户婚、田宅等民事案件，或由此而引起的打架斗殴、骂詈污辱及盗窃等轻微刑事案件。[⑤]据王宏治的分类，上述经整理出版的晚清黄岩讼案主要分为如下七类：户婚案件、田宅案件、钱债案件、斗殴案件、盗窃案件、保释案件及要求存案的诉状。[⑥]其中，保释及要求存案的诉状属于非诉案件，出状保释者3宗，要求存案者7宗，合计约占总数的12．8％。这些非诉案件数量较少，留待将来专文研究。其余案件按其性质与及相关性另可归纳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户婚及争继案件，此类案件主要涉及婚姻纠纷、立继及与此相关的家族内部的财产继承纠纷，此类案件均与家庭纷争有关；田宅与钱债案件，此类案件主要涉及家族之外的财产纠纷，所涉标的性质相同；斗殴案件与盗窃案件，此皆属于轻微刑事案件类型。以上四种案件类型出现频率较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文将对此进行重点论述。

　　1．户婚及争继案件

　　户婚案件共有19宗。其中，涉及宗嗣关系的8宗（第9、10、17、24、50、62、71号诉状）。第9、10号两件涉及归宗。其中，17、24、50、62、71号诉状均涉及因继嗣引发的继承权纠纷。以24号诉状为例，该诉状是蔡钦俊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二日具呈的的答辩状，在此之前的十月初八，蔡钦桃曾经上交诉状。从当时伍姓知县所作裁判看来，蔡启盛当为蔡钦桃钟爱而择继为嗣，蔡钦俊可能是妄事紊争。为此，愤愤不平的蔡钦俊随即呈上诉状进行争辩：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间，蔡钦桃邀蔡钦俊与蔡钦送及伯叔蔡成煊、蔡钦华、蔡钦池等，议立蔡钦俊次子蔡侯柯入继，公允无词。而蔡启盛则向来惯谋图产利己，赖亲族阻止未能得成。但蔡钦桃随后被蔡启盛暗地教唆变卖田产，非但不听蔡钦俊劝导，反在蔡启盛教唆下上控。蔡钦俊要向知县表白的是，蔡钦桃家仅“所存房屋三间，田三亩半，养活尚属不敷。”相比之下，蔡钦俊“家颇可度活”。因此，他并不在意以蔡侯柯为蔡钦桃立嗣会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只是此事关涉手足之谊，不能坐视蔡启盛将“迈拙”的蔡钦桃财产挥霍一空。蔡钦俊进一步斥责蔡启盛争继尽可邀族众妥议，竟然教唆上控致伤族谊。为此，蔡钦俊请求知县签差役提集蔡启盛讯断结案，以免讼累。

　　此案反映了蔡钦俊与蔡启盛在争夺立继及家财上产生的严重冲突。由于无法依赖族众秉公妥议，该纠纷进入了诉讼程序。但是伍姓知县以蔡钦桃是否择继蔡启盛为嗣，听其自己决定，并没有满足蔡钦俊的诉讼请求。

　　62号诉状为立继争产纠纷。据陈吉南称，陈慧昭生前立其为嗣，但未及立下契据而亡。谁料在陈吉南尽了三年丧祭礼后，弟弟陈吉辉买通罗承敬唆耸继母改立其为继嗣。继母亡后，“所存票券钱洋，不下数千金，俱被承敬囊括无遗”。陈吉南指责罗承敬强行变更先人的遗嘱，吞没后嗣财产的行为乃“法所不容”。由于此事未能经族绅理处，陈吉南请求知县垂怜文弱之人，按律追断，以免遗产全被陈吉辉鲸吞。陈吉南可能颇知律法，与大多数当事人在诉状中仅仅一味指责对方如何阴险狠毒、自己如何老拙可欺，以求在道德上为自己增加诉讼的正当性筹码不同，他对叔母改立继嗣的行为提出质疑——“未有前人立继而后人可更者也”，明确提出请求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追断”。 [⑦]不过，在选择同样合法的继子方面，叔叔立继叔母是否有权更改，《大清律例》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⑧]欧阳知县似乎受了当事人的影响，在批语中罕见的举出律例规定：“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准其别立。”在《大清律例》中，该完整例文如下：“无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酌分给财产。”[⑨]这就意味着，如果继子不为被立继的父母喜爱，父母可以改继。欧阳知县裁判当事人陈吉南应遵照其婶婶的改继意见，存在一定的法律依据。《大清律例》还规定：“无子立嗣……如族中希图财产，勒令承继，或怂恿择继，以致涉讼者，地方官立即惩治。仍将听择贤爱之人断令立继。”[⑩]当然，或许欧阳知县也看出被立继人已经双亡，没有“听择贤爱之人断令立继”的可能与必要，争夺立继仅仅是个借口，实质上不过是以陈吉南为一方、以陈吉辉和罗承敬为另一方争夺财产而已。不过，欧阳知县只是轻描淡写地指责陈吉南等人“何得因产相争”，驳回陈吉南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对之进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