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丹宁（Lord Denning）指出的，如果听证权要真成那么一回事，就必须包含着这样一种权利，当事人要有权知道针对他的案件。他必须知道有哪些证据？影响他的决定是怎么说的？他要有公正的机会去纠正、去辩驳。[18] 为此，听证还会延伸出一些很重要的权利与义务，比如，必须留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时间，让他准备听证会上的答辩。
四、怎么才管用？
听证在实践中似乎时灵、时不灵。有相当成功的事例，比如，上海市1996年10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间的131次行政处罚听证中，要求复议或诉讼的案件只占5.3%；[19] 当然也不乏听证可能流于形式、让人望而却步的例子，比如，九江丽景湾项目案。[20]
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当事人会对听证失去信心？是不是听证制度本身存在着瑕疵？还是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之下，听证还需要别的什么元素？或者是现有的一些元素还权重、强化得不够？
可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与积累，我们对西方的听证制度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制度的引入中，我们发现，基本的因素并不缺失，制度的模仿似乎已惟妙惟肖。那么，为什么实践的运转仍然有时让当事人信心不足？似乎这里更多的是中国情境下的问题了，需要我们耐住性子、沉下心来认真观察和分析我国的实践。从阅读有关实证研究文献，以及我个人的体察看，除了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的“要赋予听证解决纠纷的使命”、“行政机关有无诚意至关重要”外，[21] 还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正当程序需要明晰的实体法规则来补强。
听证只是提供了一个双方博弈的场所，但是，能否真正形成一种融合了双方意愿的妥当的决定，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博弈能力。但是，我们从实践中发现，面对着行政机关天然的强大优势，当事人实在缺乏有力的砝码，不能有效的讨价还价。纯粹靠双方在程序中的博弈似乎很难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很难真正解决行政纠纷。[22]
这是因为，与西方社会相比，我们缺少一个成熟的、能够真正与行政机关对峙的社会结构，能够有效影响、并能施加作用于行政机关的社会结构。[23] 因此，把听证放到这样的场域中运行，自然不免有时会不尽如意。
但是，假如有更加客观和明确细微的规范，哪怕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行为规则，也会使上述情况大为改观。因为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行为规则，对其本身产生了作茧自缚的效应，也为双方的谈判提供了客观的依据，能够增强当事人的抗辩能力，改善博弈的效果。可以说，规则越明晰，行政恣意越会受到挤压，裁量误差越能接近当事人的容忍度，博弈也就越能取得成效。[24] 所以，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正当程序在中国现阶段的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明晰的实体法规则。
第二，充分关注影响我们接受听证的因子。
我们还必须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影响听证的因素，一些在中国情境下显得比较重要的、也是让实践部门为什么不乐意接受听证的影响因子，并作出相应的有效应对。比如，流动人口对听证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25] 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成为当前行政执法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也对很多的制度运转都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以警察法领域为例，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流动人口治安案件68.7万起，占查处治安案件总数的12.7%。[26] 在听证上，很多基层公安机关比较担心，给这些人听证，从告知、听证的申请、决定受理到送达听证通知书、举行听证，大概有十二天时间，在这十二天时间里，对这些居无定所的人群，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当事人如果利用听证的机会逃跑了，怎么办？假如被处罚人在听证期间逃逸，受害人就极可能因不满而上访。
实践的对策就是，在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利之时，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对方表示不要求听证，就立刻作出裁决，并且执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也认可了这种做法，第109条规定：“违法嫌疑人放弃听证或者撤回听证要求后，处罚决定作出前，又提出听证要求的，只要在听证申请有效期限内，应当允许”。言下之意，只要违法嫌疑人明确表示放弃听证，公安机关就可不必等三天期限，立刻作出行政处罚裁决。实践中因为相对人素质一般比较差，不懂法、不知法者居多，根本不知听证为何物，有何用处，行政机关也不多做解释，当事人常放弃听证权利，所以，上述做法有时也能“行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