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是否国际法主体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是有争论的。多数西方学者承认个人在一定范围内是国际法主体，例如，在外交特权和豁免及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国际犯罪等领域。我国有部分学者也承认个人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17]尽管至今争论依然存在，个人并未取得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但在实践中，个人参与国际关系的事例的确逐渐增多，至少可以说其地位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近年，个人在国际环境合作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西方，已有国际条约承认个人可以直接依据有关的国际环境条约享有权利和利益，[18]也有条约规定个人在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司法活动及争端解决活动中享有与其他国际环境法主体平等的资格与权利。[19]可以肯定地说，在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过程中，个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综上，传统的国际合作主体相对单一，主要是国家间或国家与政府组织间的合作。国际环境合作拓宽了合作主体，除了上述主体外，还包括了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合作。例如，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十三条第七款规定：“委员会应与拥有与本公约目标相似的目标的国际和国家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世界自然宪章》原则21明确规定：“各国和有此能力的其他公共机构、国际组织、个人、团体和公司都应：（a）通过共同活动和有关其他活动，包括交换情报和协商，合作进行大自然的工作……”。
　　
　　国际合作主体的广泛性还表现在许多公约的“开放签署”这一做法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等明确规定“无限期开放签署”，表明了环境保护事业对国际社会各成员普遍合作的强烈需求，同时也证明了国际社会成员对广泛的国际合作的诚意和决心。
　　
　　（三）合作方式的灵活性
　　
　　传统的国际合作多是建立在利益交换上的合作，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等。国际环境合作则是强调实质公平，这集中体现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
　　
　　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该原则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首先，共同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低、科学技术落后、专业人员匮乏等为由，逃避、推脱自己应当承担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因为地球只有一个，保护全球性的环境资源仅靠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是难以奏效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对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共同责任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虽然负有保护国际环境的共同责任，但发达国家应当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或是主要责任。
　　
　　“正义”理念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法理基础，“分配正义”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论依据。[20]国际分配正义在该原则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社会各成员均有平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及发展的权利。发达国家不应要求发展中国家因为环境保护而停止发展，发展中国家只应也只能承担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环境保护义务。第二，国际社会必须考虑世界上贫困人口及落后国家的需要，限制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第三，鉴于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和资源的过渡利用，它们应更多承担导致全球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责任。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始见于1972年的《里约宣言》原则7：“……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指导原则第一条指出：“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此后建立起来的“臭氧体制”通过发展中国家履行条约义务的宽限期制度、国际基金和技术转让制度以及国际合作的实践，进一步确认和丰富了这一原则的内涵，明确规定了各国保护臭氧层的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要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义务，在《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得到了严格适用。该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在2008到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排放贸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三个灵活机制也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环境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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