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數字化」管理模式與學術自由

　　綜上所述，中國大學官本位的管理體制的最突出特點表現在片面追求數量。這種所謂「數字化」管理模式，不僅有利於顯示大學內各級行政官員「政績」，同時也便於有效地管制大學教師[15]。事實上，現行學術管理體制不僅妨礙了學術品質的提高，而且還損害到了學術自由。

　　其實，即使在自然科學界，一些原創性和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要經過長期的探索，而且未必能立即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並發表在著名的雜誌上。如美國物理學家蜜雪兒?費根鮑姆早期很少發表論文，他的有關混沌理論的研究成果（「費根鮑姆常數」）也只是發表在一個毫無名氣的雜誌上。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德魯?懷爾斯九年沒有發表一篇論文，但最後卻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學界長達360餘年的一大難題──費馬大定理。要是費根鮑姆、懷爾斯這些科學家在中國大學當計件工式的教授，恐怕早就該下崗了。中國之所以難以出現世界一流的開拓型科學家，除了物質條件以外，還有缺乏學術自由的體制問題。

　　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需要寬鬆的學術環境。在中國這樣有著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官本位的學術管理體制更容易起到壓制學術自由的作用。過去，在中國壓制學術自由的主要是來自政治運動的高壓，當今在中國壓制學術自由的原因雖然還與政治有關，但日常表現形式則是官本位的學術管理體制，如「數字化」管理模式以及審批學術、等級學術等[16]。目前，中國各個大學都在熱心實行所謂「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統計，並以此決定每個大學教師或科研人員的職稱、崗位津貼、獎金甚至住房和其他待遇。然而，中國社會存在著的一種「潛規則」，即在社會科學「核心刊物」上發表文章，一般要經過比其他書刊更嚴格的政治審查，涉及到敏感領域或者有獨立思想和深刻批判性的文章，往往是不大可能發表或完整發表的。這樣，迫使或限定學者們都往這類刊物發表文章，其對學術思想自由方面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同樣，中國大學要求教師盲目追求出書數量的管理體制，不僅催生大量平庸之作和學術垃圾，也起到壓制學術自由的間接作用。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及出版的自由程度已遠遠大於「文革」以及之前的時代，但是仍有一些有真知灼見的著作難以出版，或者出版後也難以再版。這裏僅舉兩個人的遺作在中國出版難的實例。

　　一個是《顧準文集》。這是一本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極少見的有原創性和思想性的社會科學著作。顧準（1915－1974）是1935年就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資深黨員和自學成才的學者。由於其不盲從和不惟上的正直品格，1952年顧準就被免去上海市財政局長和稅務局長職務。反右運動後，顧準又因「反蘇」言論和經濟學觀點以及探索「民主社會主義」等「罪名」，先後於1958年和1965年兩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7] 儘管長期受到政治迫害、甚至在妻離子散和身患癌症的艱難逆境之下，顧準始終堅持獨立思考和探索，對有關中外歷史、政治哲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等領域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深刻見解。

　　然而，在「文革」之後顧準的遺作由其弟陳敏之整理並準備出書，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出版困難，前後費時十八個春秋，在經歷了幾多波折和艱苦之後，後來還不得不先移至香港出版[18]。1994年中國大陸的貴州人民出版社終於僥倖出版了《顧準文集》──這本書除了收集了一些顧準生前發表過的部分論著外，最有思想和學術價值的是一些不為發表而寫的私人通信集。遺憾的是，《顧準文集》很快就成了絕版，多年來在大陸圖書市場上已見不到該書的再版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