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每年寫出一本或幾本書的學者愈來愈多，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學術著作恐怕就難說了。按理說學術著作至少應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如作者應當首先掌握所研究專題或特定領域在國內外的主要研究成果，直接查閱引用原始資料、尤其是外文文獻[11]，在重要的學術觀點或研究方法、視角等方面應具有獨創性或對前人的成果有所超越，全書還應主題集中並有嚴密的邏輯性和系統性。所以，嚴謹的學者是不輕易把自己寫的書定性為學術著作的[12]。一本有創見的學術著作，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往往要經過作者多年的學術積累才能產生。有的學術作品可能要花費作者終生的時間。所以北京大學歷史專業曾有「一本書主義」的學術傳統。即使對優秀學者來說，一生能寫出一本真正有原創性並能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學術著作實際上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然現在經典著作早就氾濫了。

　　早在1893年，英國工黨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就提出廢除產業工人的計件工作制度。真沒有想到，一百多年後，中國的大學教授非但不如現代公司的雇員[13]，中國大學還再現了近代小作坊式的計件工作制度，教授被正式地貶低為計件工。這種世界獨創的培養學術庸才的體制，對中國學術研究所產生的長遠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二）大學教授成為小時工

　　大學教授成為小時工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實行課時費制度。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的大學也實行起了課時費制度，即教師在微薄的基本工資之外，根據上課的小時數可以獲得一定的講課津貼。由於課時費主要來自各個教學機構自身的「創收」，課時費的多少不僅因大學有所不同，在同一大學內的不同院系也有明顯差距。如果說課時費還曾有過一點兒正面作用的話，那就是補助了教師的收入，但提高大學教師的收入的正常途徑還是應該通過增加基本工資。

　　事實上，課時費產生了更大的負面作用：首先，課時費制度把教師變成了一個按工時取得收入的小時工，這與從事複雜的智力活動的教師職業是不相符合的。其次，本來教書育人是教師的本職工作，通過課時費來提高教師上課積極性只能導致教師斤斤計較和職業道德水準的下降。而且，由於一些熱門專業的教師可以通過在社會上各種預考班上課或走穴式的演講獲得更高的收入，因此課時費並不能達到提高這類教師上課積極性的目的。第三，研究生學分制是學校業務行政部門確定的，由於學分較多，許多院系因人設事地開設研究生必修課，再加上半個世紀前從蘇聯照搬來的政治思想必修課，結果造成研究生課程負擔過重，整天為了學滿學分忙於應付各種課程。由於研究生缺乏對特定專題的閱讀和研究時間，結果成為不搞研究的聽課生[14]。第四，課時費制度只求數量不求品質，最終可能會使大量低品質的教學充斥大學課堂。

　　作為課時費制度的延伸，在大學裏一個教授完成的各種工作量也都與經濟收入（獎金或津貼）掛鈎。例如，在許多大學，教授每指導一名碩士研究生或一名博士研究生，都會獲得一定的類似課時費的金錢補貼。在這種情況下，大量招收研究生不僅可以體現好大喜功的大學領導的「政績」，也與每個教授個人的經濟收益有聯繫。很自然地，既是計件工又是小時工的教授們都願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包括大量招收博士研究生。一個教授同時指導上十名甚至幾十名博士研究生的「壯觀」隨處可見。所以，中國大學研究生教育的「大躍進」局面有著大學內外多方面的促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