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數量「政績觀」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近幾年在中國的大學裏再次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例如，短短的幾年之間，中國研究生的數量激增，其中博士研究生的數量竟躍居世界前列。[4] 與此同時，中國各級官員的學歷也驟然提高。儘管中國農村義務教育還相當落後，還有億萬文盲和半文盲存在，但有著博士頭銜或碩士學歷的官員數量卻明顯地超過了教育發達的西方國家。

　　教育「大躍進」還表現在大學教師發表的論著數量也獲得了空前的增加，「學術衛星」不斷湧現出來，一個人一年之內寫十幾篇乃至幾十篇「學術論文」和多部「學術著作」的現象屢見不鮮，著作等身、互相吹捧起來的中青年「大師」「權威」 比比皆是[5]。但當今人文社科學者中，實際上很少有人的學術功底能達到1949年以前有成就的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家學者（如學術界公認的一些國學大師）。正如翻譯家和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所歎息的那樣：老一輩學者大都惜墨如金且非常自重，「遠不是當今動輒以炒作千萬言為其能事的弄潮兒所能望其項背的」[6]。

　　此外，為迎合領導人好大喜功的主觀願望，近年來中國大學辦學規模也愈來愈大。原來的專科學院紛紛升格為大學。原來的複合型大學也進一步擴充為「大而全」的超級綜合型大學。為此，以剝奪農民土地為代價的興建大學城的圈地運動也隨之四處蔓延。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 「學術」上的「大躍進」，雖然不是1958年「大躍進」的簡單重複，但依然可以看到相互之間體制上的聯繫脈絡。若僅以數量和發展速度來衡量，中國已出現許多「超世界一流」的大學了。然而，如果我們從品質這一學術上最重要甚至可以說唯一的標準來衡量，就會發現中國大學的學術水準是令人擔憂的：抄襲、剽竊、低水準重複已成為「學術」作品的常態，原創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憐，能在某一學科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的學者更是寥寥無幾。不用說與國外著名大學比較，現在中國大學管理體制在許多方面明顯地落後於七、八十年前提倡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期。在這樣的學術管理體制下，還奢談甚麼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只能給人以滑稽之感。

　　儘管中國的學術處在這樣的低水準狀態下，全國各地年年都大張旗鼓地搞各種級別的學術評獎活動。例如，在既沒有經過學術界同行廣泛認可也沒有經過長時間檢驗的情況下，全國每年都評選「優秀博士論文」（其中多數都未出版），獲獎者可以獲得五十萬元的科研經費[7]。在中國社會科學界發表的文字作品東抄西抄還氾濫的情況下──很少有作者認真查找和閱讀原始資料尤其是各種外文文獻，過多的評獎或強調所謂「核心期刊」論文「引證率」只能起到誤導、炒作和對急功近利管理體制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此可見，導致學術浮躁及腐敗的基本內因是官本位的大學管理體制。教育事業以及學術研究對一個國家及其國民素質所產生的影響既廣泛又深遠，甚至會貽害幾代人。因此，我們不僅要找出產生學術腐敗的基本內因，還需要進一步分析這一不合理體制的主要癥結。

　　二　計件工、小時工與大學教授

　　（一）大學教授被貶為計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