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計件工與學術自由
龔刃韌
【全文】
近幾年來,中國的學術浮躁及腐敗現象愈來愈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並成為一道熱門話題。然而,就在人們的聲討浪潮之中,中國的學術浮躁及腐敗現象依然繼續蔓延,似乎成了一種「不治之症」。本文重點分析學術浮躁及腐敗現象的基本內因、主要癥結及其後果。
一 大學管理體制與學術浮躁及腐敗現象
中國的大學從未形成過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院系)的制度,而是實行官本位的行政管理體制:從大學校長到院系行政領導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並且還是享受一定行政級別待遇的官員(儘管其中有部分人有教授頭銜並兼從事教學工作);從教學經費到科研基金主要也是來自政府主管部門的下撥和審批;大學裏有關教學以及科研方面的規章制度基本是由大學業務行政機關根據政府主管部門要求或上級領導意志制定的;大學及院系內部管理常常黨政不分,有關人事、教學、科研以及財經等方面的管理與決策一般都由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掌控;不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在大學以及院系管理方面基本上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
由此可見,在中國大學官本位的管理體制是行政(或黨政)主導和以對上級負責為基本特徵的。大學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管理體制決定了中國學術界的基本走向和多數學者的品格。在過去政治運動頻繁的時代,大學往往成為政治運動的「重災區」。當時由於連個人保持沈默的自由都沒有,不斷效忠式的政治表態、自我作踐式的檢討和落井下石式的揭發批判,使得多數學者因順從或盲從而喪失了獨立人格和真正學者的風骨。有很長一段時期,為領袖言論作注釋以及從事跟風式政治宣傳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主流。
在中國大學官本位的體制之下,國家黨政領導人的意志還可決定大學的學風,而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1958年以超英趕美為口號的「大躍進」風潮就刮進大學裏,大學也跟著出現了趕超世界一流大學的「大躍進」局面。當時,與農業不斷放出弄虛作假的高產「衛星」類似,在大學裏也不斷地出現一個月甚至幾天就編寫一本書的「學術衛星」景象。當時,各個地方也興辦大學,甚至連許多小縣城都創辦了綜合大學。中國高等院校的數字從1957年的227所猛增到1958年8月的1,065所,大學生的數量也從40萬增加到70萬人[1]。 1958年由於各大學強調發表論著數量,在出版界相應地也出現了「三天出一本書」,「一天出一本書」,甚至十幾個小時就出一本書的「超記錄」。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1958年是全國出版書數量最多的一年,表現出一種虛假的出版和學術繁榮景象[2]。
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官本位的大學管理體制沒有改變,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衝擊下,以片面追求數量和經濟效益為標誌的教育產業化和學術浮躁及腐敗現象開始蔓延起來。正是由於對上負責的管理體制,大學各級領導都要追求「政績」,而這種「政績」通常都是以數字來顯示的。因為這種強調數量統計的「政績」便於對上級報喜不報憂的彙報、對外宣揚以及在商業炒作式的「大學排行榜」上提高名次。在官出數字和數字出官這一點上,大學當局與各級黨政領導官員的傳統「政績觀」如出一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