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双重审查标准”和脚注4存在激烈的批评，但有美国学者认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在1931年以前没有人能够在美国最高法院赢得与宪法第1修正案有关的案件，而在1937年之后，在休斯和斯通任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对宪法第1修正案之权利的保护方转变为常态。正是在这个时期斯通方提出了脚注4，也正是这个时期法院提出并发展了个人权利优先地位的理论。[61]虽然近年来最高法院亦加强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但是重要是要看到，自从1937年以来，最高法院对经济立法采取了一种“甩手掌柜”式的态度，从未宣告过国会任何一项经济立法为无效。[62]而最高法院在“二战”后却极力加强了对公民权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种“双重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脚注4和双重审查标准理论对于美国宪法的发展功不可没。美国当代多元的司法审查标准实际上也是发轫于此，是对双重审查标准的进一步深化。[63]

　　五、对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借鉴意义

　　美国宪法学关于司法审查双重标准的实践和理论为非常雄辩地说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并非没有重点，基本权利受保护的程度并不一致，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并非清一色而不显现任何差别。更具体地说，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对基本权利给与一体同等的保护，而总是存在一个保护“焦点”的移转问题。换句话说，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总是存在一个“主次”之分。“主次之分”并不削弱基本权利的价值。因为对基本权利的保护需要耗费资源，而资源有限不可能均摊，另外，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宪法可能对某一基本权利的保障施以更为全面和细致的保护，但当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宪法的高强度保护可能就会、也应当发生转移。各种基本权利的受保护程度随着条件的变迁亦发生相应的变动，而对保护重点的选择或者对保护程度的控制则体现了宪政实践者的宪法实施能力。

　　就我国宪法而言，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若细致审视宪法文本的规定，就可以发现宪法关于各种基本权利的规定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似乎正好说明了基本权利在保护程度上的差异。[64]这种保护程度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宪法文本上，另外还显现于宪法实施过程之中。在大体上，我们可以根据宪法不同的规范方式，将宪法自由权分为四类：

　　（1）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并没有规定对上述自由的任何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就具有绝对的性质。因为“个人不可绝世而独立，……一个即使宪法并未予以限制的基本权利，其仍须受到立法者为社会共同生活所为立法的限制”。[65]而宪法第51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基于宪法第51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立法，对受宪法第38条保护的自由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性立法只要不违反比例原则，就合乎宪法。[66]我们可以把这种限制方式称为“单纯的法律保留”。

　　（2）人身权、住宅权和财产权

　　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宪法第22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按照上述规定，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权和财产权进行限制甚至是剥夺。这种限制和剥夺只要不违反比例原则，就不违反宪法。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宪法对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法律限制规定了某种额外的条件，即对公民的逮捕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就意味着，如果立法授权检察院和法院之外的其他机关决定对公民的逮捕，授权公安机关以外的机关执行逮捕，这就违反了宪法预定的条件。同样，对于公民财产权的征收和征用而言，立法机关虽然可以制定征收和征用的法律，但这种法律必须规定对公民的“补偿”，否则即不合乎宪法预定的条件。这可以被称作是“加重的法律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