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邓建鹏，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注释】* 本研究系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宝贵修改建议。
（清）武穆湻：《劝息讼说》，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一百一《刑政四·治狱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影印本），第4634-4635页。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参见李春芳：《海公大红袍全传》第十一回《张仇氏却谋致讼》，宝文堂书店1984年8月第1版，第72-73页。
碑文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十册，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76页。
碑文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十册，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59页。
碑文载田涛：《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9-40页。
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6月初版，第34、43页。本文认为，代书并非隶属衙门的“工作人员”，代书盖戳收取的戳记费不属衙门设立的诉讼费用。这些费用的具体含义，瞿同祖有过详细解释，传呈费：递交诉状的费用；买批费：原告求得州县官就受理或拒绝该案诉讼所作批示的费用；开单费（或“送稿纸笔费”）：书吏开列涉案人名单的费用；出票费：开传票的费用；到案费（或“带案费”）：针对原被告到衙门听审而收的费用；踏勘费：州县官及书吏现场勘查（比如田土疆界）的费用；结案费：诉讼终结的费用；和息费：两造达成和解协议时的撤案费，等等。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82-83页。
参见（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禀详·徽州府禀地方情形文》，清宣统三年安徽印刷局排印本。
（清）程春荣：《泉州从政纪略·劝民息讼示》（不分卷），同治丙寅秋镌，吟雨楼藏板。
（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之三十六《饬裁如皋陋规、减复典当利息》，光绪年间刊本。
参见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年版，第706-708页。
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74页。
如王凤生曾云：“且州县判断之功在于看卷者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间有供卷不符，是则讼师之播弄乡愚，更不难一鞫而伏矣。”（清）王凤生：《亲民在勤》，载（清）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八《刑名中》，道光二十八年刊本。书面审优先原则并非出现于清朝，元代即有人提出：“凡人告状，当先熟读其文有理无理，写状人中间有无润饰，亦可见其过半。当先引原告人当厅口说所告事理，一一与状文相对，同则凭状鞫问，不同则便引写状人与告状人对辞。”载（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折狱杂条》，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四库全书珍本）。
比如《清稗类钞》记载湖南著名的廖姓讼棍对一位前来寻求再嫁良方的寡妇“要以多金”；苏州讼师陈社甫向一位王姓当事人索要五百金；讼师袁宝光敲诈一富家子数百金；另一位讼师向巡抚索取的报酬甚至高达三千金。参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三册《狱讼类·讼师伎俩》，中华书局1984年10第1版，第1191-1195页。不过，一般案件的当事人付给讼师的酬金要比这少。如清代小说《岐路灯》中的盛希侨打算请讼师冯健，“与他五两银谢礼。”参见（清）李绿园：《岐路灯》第七十回《夏逢若时衰遇厉鬼、盛希侨情真感讼师》，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672页。
黄岩诉状具体内容参见：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本处引用时只注明诉状编号，不另注明页码。
参见田涛：《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4页注释（1）。另，《歧路灯》记载讼师冯健建议其当事人找代书铺抄写呈状，“用个戳记，三十文大钱就递了”。（清）李绿园：《岐路灯》第七十回《夏逢若时衰遇厉鬼、盛希侨情真感讼师》，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674页。宫崎市定所引《元典章》表明，元代有的代书收费为“钞四两”。参见宫崎市定：《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姚荣涛译，载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88页。
（明）佘自强：《治谱》卷四《自理状式》，明崇祯十二年呈详馆重刊本。
《状式条例》附于每份黄岩诉状之后，具体内容参见：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王亚新（译），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9-400页。
比如，早在明崇祯七年（1634），徽州黄万谟出卖田产原因即当与诉讼费用有关──“今因保祖墓讼费并复加禁碑修葺等项无措”，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24页。
（清）汪辉祖：《学治续说·宜勿致民破家》，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参见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41、145页。本书根据美国野鹅出版社1895年版译。
J·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6页。本书英文书名为“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1909年首版于上海。
（清）程春荣：《泉州从政纪略·劝民息讼示》（不分卷），同治丙寅秋镌，吟雨楼藏板。
对当前中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弊端的深度批评，参见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傅郁林：《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载《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39-274页；廖永安、李胜刚：《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之运行现状：以一个贫困地区基层法院为分析个案》，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3期，等等。
参见贺卫方：《中国古典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载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95页注释（13）。
（宋）胡石壁：《妄诉田业》，载《明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第1版，第123页。
（清）刘衡：《庸吏庸言》卷下《劝民息讼告示》，清同治七年楚北祟文书局刊本。
（清）崔述：《无闻集》卷之二《讼论》，载（清）崔述：《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701-702页。
参见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80-82页。
宫崎市定：《宋元时期的法制与审判机构──〈元典章〉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姚荣涛译，载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成果选译·宋辽西夏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40、78页。即使北宋实施“仓法”向胥吏发放重禄，也未必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南宋时既使向官府报告刑事案件的费用也不菲。如洪迈知赣州时，“一将兵逃至外邑，杀村民于深林，民兄后知之，畏申官之费，即焚其尸。”参见（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第十六《奏谳疑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602页。在一般印象中，宋代官员俸禄似乎比明清时高，但北宋初期即曾有州县小官哀叹“俸入至薄，……然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至南宋洪迈时此种现象并未多大改观──“今之仕宦，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只可录一书吏小校耳！岂非风俗日趋于浮靡，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致于不能赡足乎？”参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第七《小官受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699-700页。因此，宋代官吏同样可能向讼案当事人索取高昂费用以维持生计。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第35页。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26页。瞿同祖则认为，清代大多地区衙役的年薪是6两银子。因此，这点钱仅可供他和妻子每天只吃一顿饭。衙役薪水少有历史原因。明代充当衙役是人们必须供服的一种徭役，同时也允许人们交一笔钱代替服役，官府再用这笔钱雇人代役。这种制度沿至清代，于是非常低的薪率便固定下来。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07-109页。
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和幕友》，南炳文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中华书局1993年9月第1版，第524页。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16页。
比如，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在一篇小说中记述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福建汀州府理刑厅皂隶前往拘提人犯林监生。汀州富户数林监生第一，“平日又是个撒漫使钱的主儿”，故谋此拘票的皂隶极多。蒋成先下手为强，花去十两银子（另一半欠着）方从承行处“购得”拘票。后来，刑厅对蒋成另眼相待，“有好票就赏他”。参见（清）李渔：《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载（清）李渔：《李笠翁小说十五种》，于文藻（点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25-32页。另外，瞿同祖谈到，书吏们获得丰厚收入，以致继任者得向其交一笔钱作为酬谢。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89页。在李渔的小说中，诸如皂隶这样的身份是一种财富，既可自行承受，也可转租他人。参见（清）李渔：《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载（清）李渔：《李笠翁小说十五种》，于文藻（点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七下《刑一下·为胡墨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3月第1版，第246-247页。
《西江政要·词讼批查仍循旧例惟所发着禀均令粘连词尾稽核、承办经差捺延弊混尽法惩治不必另定分限、严查唆讼有犯必惩（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清刻本（具体刊行时间不明）。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词讼·考代书、立状式》，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
（清）方大湜：《平平言》卷四《判语须列榜》，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
（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之三十六《饬裁如皋陋规、减复典当利息》，光绪年间刊本。
（清）吴光耀：《秀山公牍·自序》，光绪癸卯年间刻本。
参见《清代各省例对基层官员审理词讼功过的时限规定》，载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49页。
袁世凯：《奏报天律地方试办审判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1907年7月18日），载袁世凯：《袁世凯奏议》卷四十四，天律图书馆、天律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律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492-1493页。
袁世凯：《奏报天律地方试办审判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1907年7月18日），载袁世凯：《袁世凯奏议》卷四十四，天律图书馆、天律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律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493-1494页。
《法部奏酌拟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折》（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907年7月4日）奏准依议），载《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4-5页。
载《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第2页。有关清末讼费之重及清末讼费制度改革的初步探讨，另参见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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