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当事人而言，人为设置各种障碍以获取更多收入是差役等人的拿手好戏。虽然国家法律规定案件的裁决仰赖正印官主持，但是诸如拘传当事人或证人、呈送传票等具体事务的执行则完全依靠差役。因此，差役等人总是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上下其手，从当事人处捞取好处。当时有相关文献详细记载胥役等人是如何从当事人处获益而殃民的：”盖听断之权在官，而勾摄之事在役。假如甲乙构讼，甲富而乙贫，甲贿役而必拘乙，乙知甲之贿厚，以为衙门有人，势将必胜，非上控以架案，即远避以逃案矣。或乙直而甲曲，值长官廉明，无可关说，则甲必贿役以搁案矣。复有两造俱到，书役婪索未厌，不送到单。又有蠹役私押，留难既久，两造互避，原告久候而归，被告即来催审，及补传原告到案，而被告又去。展转稽延，旧案之审无期，新案之来日多。此胥役搁案殃民之实在情形也。“[38]清代江西地方法规《西江政要》也提及：”查民间讼案控准在官，承行在役。衙门书差每视词讼为利薮，而涉讼之人又以经差为依傍，捺延之弊由此而起。经承一得批词，原告则嘱其速为出票，被告则求其抄给原词。差役得票到手，先向原告索取发脚规礼，复向被告勒诈免销钱文，必待两造饱其欲壑，差则始为下乡拘唤，承则始为送牌示审。设或两造贫窘，无钱可用，虽经原告叠禀催审，而差役混称证佐不齐，经承故意匿案不送，……俾得渔利不休。“[39]
此外，如果被告要了解原告所诉的具体内容，以便提出相应的诉讼对策，则必须贿赂承行案件的书吏，才能了解原告诉内容──”凡原告状准发房，被告必由房抄状。该房居为奇货，故意刁难，视事之大小，为需索之多寡。“[40]在案件判决之后，国家法律并未规定州县官员必须把判决书直接发给双方当事人。为了抄写判决书，双方当事人又得向书吏出钱。对此，方大湜曾设计了相应策略：”断案之后，两造向承行书办钞录堂谕，往往任意需索。若将堂谕榜示头门，则需索之弊不禁自止，其有关两造永远者，不妨将堂谕钞录盖印给两造收执，但须防家丁索钱耳。“[41]丁日昌针对差役、讼师向当事人收取高额讼费现象，也认为这”实属大为民累，亟应严密查禁。“[42]但方大湜等人的经验推广未必得到其它官员的效仿或严格执行。如果彻底断绝差役的各种收入来源（”需索之弊不禁自止“），导致差役等人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那么，司法过程必将立即彻底瘫痪。光绪年间曾任秀山县令的吴光耀即提出反对意见：”古者庶人在官，禄足代耕。今乃书差额设不足用，役食又徒有名。流品不齿士夫，性名直同狗彘，安有良家而肯为此。一州县中多或万千，少亦百数。聚无赖之穷民而用之，又无以养之。是此万千百数中，无一人不恃构弊内外为生活者，势使然也。“[43]从这点来看，方大湜以及其它官员的此类制度点滴革新缺乏践行的基础，或者说，他们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所在──要么国家提高差役的法定工资同时全面禁止其向诉讼当事人收取费用；要么将诉讼费用法定化，由此确立合理讼费的界线，从而避免讼费收取向无序发展，甚至成为当事人破产的原因。但是，前者以向全民增税，提高官方财政状况为条件；对后者而言，在官方看来诉讼本身就是应该尽量避免或去除的行为，作为这种行为的伴生现象，讼费制度更是无从谈起。
另外，讼费的增加同清代诉讼制度的欠缺也有密切关系。清代法律虽然对地方官员审理包括自理案件在内均有时限的明确规定，[44]但这些各有差异的地方法律并不总是能得到遵守。同时，地方法规虽对官员受理案件的时间作了粗略的规定（如自理案件三八放告），至于何时审理案件则由官员全权决定。官员随时更改庭审时间，当事人为此直接支出和机会成本（如荒废产业）将成倍增加。前引汪辉祖的论述即曾提及”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前引刘衡的论述也反映了同样现象的存在：”刚要审了，却又挂出牌来改了日期，你从前那些钱都白花了。“在这种制度的空白下，官员随意更改庭审时间的行为甚少会受到上级的惩罚。
四
至晚清诉讼法律制度发生变革，鉴于诉讼收费制度没有法定化以及衙役、胥吏借机巧设名目牟利，当时法制改革过程中颁布的法律及地方性法规对此才作了初步规定，使得诉讼收费标准法定化。在1907年初，袁世凯令人拟定审判厅试办章程后，率先在天津府的天津县试办审判厅。他在向中央呈上的奏议提及，”臣于上年迭饬天津府县暨谙习法律并法政毕业各人员拟议章程，稿凡数易，至本年二月初十日（大约为1907年1月）始克成立。现经试办数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此项审判，系从天律一府试办，而一府之中又先从天律试办。“[45] 新式审判厅雇用了书记生、承发吏、司法巡警等司法工作人员，向支付其较优厚的薪水。审判厅首次引进了正式的讼费制度。袁世凯提到，”从前酌收讼费，定数太多，且征收于结案之后，往往延宕不缴，无法传催。今变通旧章，一切状纸，由厅发卖，每纸制钱五十文，并遵章贴用印纸方予收理。此外，承发吏规费俱限有定数，交厅存储，务使酬其奔走之劳，而较从前书差等费，民力已轻倍蓰。既有划一章程，丝毫不容出入，是以行之数月，民间翕然从风，良由费省而事便，无从上下其手。此明定讼费之实情形也。“[46]在1907年7月，法部编纂”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时参照了上述章程──”至讼费一节，系比照天律审判现行之例，而更从轻。盖诉讼所用之费，取偿于输服之人，乃东西各国之通例，而又有酌量减免之法，以救其穷不知者。或且以为诟病，仰思一切院厅设备、官吏俸糈，无非出自公家，若讼费尚须仰给度支，焉得人人而济，且此项规费，亦向来所不能无与其隐恣诛求，不如明定限制。“[47]最后，清王朝于1907年12月公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三章确定了”讼费“一节。晚清政局飘摇，诉讼法律制度随着权利观念的输入而有所变化，但这未能在短时期内促使司法实践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清末各级审判厅筹设时遇到了财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困难，所筹设地区仅限于省城、商埠等有限地方，其它广大地区仍处于传统的司法制度下。而那些已筹设的审判厅运行时受到财力等因素制约，其取得的成就也相当有限。总体而言，清末法制改革及新设立的审判厅制度并未解决讼费问题，诉讼费用仍然成为诉讼当事人的沉重负担。这从1909年清廷再度发布的上谕可见一斑：”据称自停止刑鞫以后，残酷之风虽减，拖延之害愈深，因证据未备，两造争执，遂以不了了之，民间逮累无穷。各省讼费名目繁多，百端需索，冤纵获理，家产已倾。“[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