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传统社会交通不便，来自乡村的当事人长途跋涉到衙门告状后，当天不能及时返回或必须留驻县城候审，则需要投宿某些特定的旅舍。当事人必须向这些特定的旅店缴纳一定的住宿费用。这些旅舍一般可以向当事人提供不易获得的衙门内部诉讼与审判信息，此种旅舍在当时被称为歇家。至少在明代，地方性诉讼法规已要求当事人在诉状上注明歇家住址。如明代佘自强要求”状中无写状人、歇家姓名不准。审出情虚，系歇家讼师拨置者重责。“[17]该规定在清代进一步得到继承。黄岩诉讼档案所收的《状式条例》要求”如歇家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须实填，如有捏写者，代书记责。“[18]夫马进认为，诸如《治谱》之类的状式条例之所以规定必须写明歇家之名，是为了一旦官府需要传唤原告、被告时，可以据此取得联系。歇家还可应官府委托拘留被告，并可充当被判有罪的被告的保释保证人。因此，他们可以同官府保持一种关系，自然也就同胥吏和差役互通声息，甚至与之共同分享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19]

　　二

　　由于讼费支出颇大，涉讼不仅对只具薄产的当事人而言，易陷之于倾家荡产，进一步破坏社会秩序的稳定。既使家财雄厚者，也难保因涉讼而破产。[20]汪辉祖曾这样分析：

　　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盖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馀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时，能恳恳恻恻，剀切化诲，止一讼，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讼者，速为谳结，使无大伤元气，犹可竭力补苴，亦庶几无忝父母之称欤！[21]

　　其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而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人非紧要，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何妨摘唤，干证分列，自可摘芟。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为上。[22]

　　当事人支出各项高昂讼费的现象也为晚清至华游历的洋人亲身证实。如十九世纪中后期，传教士何天爵观察清代法庭审判后认为，从中国法庭的实际运行操作来看，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循私舞弊、残害忠良等等现象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司空见惯，所在比比。[23]麦高温也有类似发现：那无限期的拖延、无休止的敲诈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将把穷人的钱包掏空，而财富终将流入作恶者的手中。[24]在小农经济社会，普通家庭的物质保障能力极其有限。涉讼双方当事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无异于致命打击。因此，不少官员认为当事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启讼端。更严重的是，当事人纠缠于词讼导致其无暇耕作，田地荒芜，耗费大量机会成本。在官员看来，既使对颇具几分薄产的小民而言，不出几年也将面临破产。高昂讼费及其后果，对于宣扬爱民如子、标榜为民父母的官员来说，至少在理念上不是他们所愿意亲见的。同汪辉祖类似，清代地方官程春荣劝当事人止讼的重要理由也是：”讼事不问是输是赢，尔家产已卖了。“[25]因此，当时官员以此为由劝说民众息讼，不能完全否认其确实存在合理依据。即使在现代中国，因法院向当事人收取种种合法或不合法的过高诉讼费用，以致其”赢了猫儿赔了牛“的情况仍有普遍的现实依据。[26]

　　然而，这种高额讼费反过来强化了官员对涉讼的消极姿态。清代官员整体除了以”省事“、”止讼“作为回应诉讼大军的对策外，甚少在诉讼制度改革方面提出卓有成效的方案。这正如贺卫方注意到的那样，古代中国司法虽然弊端丛生，然而很少有人从制度和技术层次上提出改进。[27]此种官方以制度欠缺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作为抑止诉讼的理由至少在宋代就已存在，如南宋官员胡石壁在一份文件中讲到：”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犴狱拘囚。“[28]尽管有的官员新官上任三把火，发布告示警告讼师收敛或约束下属的非法行为，或强打精神提高审判效率。但这并不是从整体上对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在当时，绝大部分官员将好讼、越诉、积案等问题主要归结为世风日下以及官府对民众教化不力。而在司法实践中，单单靠某一官员教化民众安分守己、约束下属违规行为或自身保持清廉，至多只能收到”人存政举“的一时之效。国家司法制度的整体长时期没有在质的方面进行优化，官方却利用其既存制度的欠缺劝说当事人止讼、无讼。在另一方面，官府动用酷刑让民众视诉讼为畏途，使之从心理上恐讼、畏讼。普通当事人受审时在人格尊严方面甚少得到保障。当事人在公堂上受官、吏的侮辱、责打等情况，再加上高昂的诉讼成本、衙门审理日期的随意更改，这种”交不起钱，受不起辱，拖不起命“成为官方提倡应尽量避免争讼的原因。清代曾在四川任县令的刘衡对此有过代表性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