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清代州县衙门在各个诉讼程序中都向当事索取费用，其中包括：代书盖戳有戳记费，告期挂号有挂号费，传呈有传呈费，准理而交保息有和息费，又隔数日无票，便索出票费，呈词数日不批，便索升堂费，审讯时有坐堂费，将结时有衙门费。其中，胥吏与差役索取的费用各有不同。胥吏索取的费用为：戳记费、挂号费、传呈费、取保费、纸笔费、和息费、索批费、出票费、升堂费、坐堂费、衙门费。差役索取的费用为命案检验费 踏勘费、鞋钱、解绳费、到案费、班房费、进监费、保释费、和息费、结案费。[7]胥吏、差役向当事人索取的讼费项目达21项之多。其中不少费用名目，也为晚清亲历司法实践的徽州知府刘汝骥所证实，他发现，当时徽州各县衙向当事人收取的讼费有承案费、值堂费、取保费、和息费等等。[8]当然，上述各项诉讼费用并非由当事人向衙门一次交齐，而是随诉讼程序的进展，费用名目、需索人、被索人及费用数目不断发生变化。比如，清代安徽婺源人程春荣在福建泉州任官时提到：”自告状之日起，到结案之日止，无事不要花钱。递一呈，先要状式钱，讼师要做状钱，代书要戳记钱，差役要保家钱。此状不准，倒也罢了，一经批准，又要抄批钱，差票一出，又要草鞋钱、差礼钱。此案不审，倒也罢了，一经传审，就要禀到钱、干证钱、歇家钱、铺堂钱、甘结钱。“[9]

　　至于上述每项讼费的具体数目，在一些文献中略有记载。曾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调查曾发现，江苏如皋县每逢告期”代书戳费五六百文至千余文不等，传呈约费十千内外。其不在告期传呈，须三十千内外。“[10]这些费用或落入办理案件的差役手中，或由讼棍包揽。戴炎辉据晚清淡新档案认为，当事人需购买官定状纸，代书与吏差、家丁勾结，提高价钱分肥。启动诉讼后，当事人所交的讼费包括买批费（或送稿执笔费）、出票费、鞋钱（或车马费）、到案费、带案费、堂礼、分班费等等。状纸费零点四至零占五吊（相当于大约同样数量的元），送审费与此大致相等，缮写费零点四至零点七元。[11]这样，整个起诉的费用是一点二至一点七银元。如果正式开堂审讯，那么原告还得花上三至四元至十元的”堂礼“；一个大的案子更需花上多至一百元乃至更高的费用。黄宗智认为，这些数字与1906年巴县知县所报称的讼费无多大出入。即，首先开单送审要花零点七银元（七百文）左右。此外，如果发一张传票，原告得花三元左右，每开一次庭还得另花一元。如果要重新开庭，还得再付零点一六元。可见，虽然原告呈状投诉一次花费不足一元，但如果要把官司打到堂讯阶段，他得花费至少四元。重大诉讼案件的费用更不止于此。[12]

　　在传统农业社会，许多当事人住在远离县衙的乡村，他们中许多人不谙律例，既不识字，又不懂诉讼程序，不明官场套路等等。同时，清代衙门审理讼案（尤其是民事案件）趋向于书面审优先原则（也即审理的书面主义）。比如，不少司法官员提及他们花在阅读诉讼文书上的精力占十分之七，花在听讼上的精力占十分之三。[13]为决胜于争讼，当事人得聘请讼师出谋划策，书写声情并茂、足以打动司法官员的诉状。当事人向讼师支付的费用高低不等，没有固定标准。一些名讼师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两银子的记载也见于史书。[14]

　　而后，按照清代诉讼规则的要求，当事人还必须请衙门指定的某位官代书抄写诉状，盖上代书的戳记。代书人为当事人的诉状盖上戳记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因此，在衙门管束之下的代书成为以书写状纸获利的重要职业。在近年发现并出版的78件晚清黄岩诉状中，无代书戳记的共有11宗，只占总数的14％。其中第77号诉状因卷残看不到是否有戳。第36号诉状加贴”家贫如洗，无力用戳“和”戳盖前词，恩求免用“二纸，第38号诉状加贴”戳盖前词，恩求宥免“，第64号诉状加贴”家贫无力，求恩免戳在内“。总之，盖戳意味向代书缴纳了费用，无戳者多为付不起费用。有无加盖代书戳记是衙门决定是否审理案件的前提条件之一。比如，第11号诉状加贴”代书不敢用戳“，县衙批词为”无戳特斥“。第23号无戳，知县批词为”无戳不阅“。 [15]关于”官代书“收取代书费的材料比较少见。”黄岩诉讼档案“中有因”家贫无力盖印“等的状纸，说明”官代书“收费现象确实存在。近期田涛在徽州发现的清代嘉庆朝诉讼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一簿”告状费用收支帐“，其中记录了清嘉庆朝”官代书“每写一状收费”写状银五钱“。[16]这个数目与前述丁日昌的调查发现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