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有上述追问，都仅仅是你我这等“好事之人”的瞎操心。君不见：文件的制定者以及文件的相对者（即受到文件影响的各方主体），无一对此有所意识。换句话说：1、他们并不知道还会存在上述问题；2、解答上述问题的意义何在？

　　呜呼，现实对许多行政法学理论并无实际需求，许多行政法学理论是在封闭的书本或所谓的学术体系中“空转”——理论与现实脱节了。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特别是掌权者）认为理论对现实具有指引意义，需要经过不懈努力去不断缩小现实与理论的差距。

　　恐怕只有高高举起法律责任的皮鞭，那些漫不经心的人们才会有所触动吧。可是，影响立法又谈何容易呢？

　　在行政法领域，法律规制的一般顺序：先具体行为，后抽象行为；先法律行为，后事实行为（并非严格的、狭义的立法）；先外部行为，后内部行为。法治的春风不到，难免是一番肃杀的景象。

　　我不想给你泼冷水：你本人对上述问题就是再清楚、再明白（并且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为外人所知晓），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你的功夫，很难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我反倒想激励你：当然，如果你的表现能够得到领导（哪怕只有一个或很少）的赏识，无疑就是最好的回报。

　　按照道理来讲，我们的社会太需要那些相对进步的思想了。思想者，于人于己都是——功德无量。

　　感谢你的来信，总能促使我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思索。

　　既然是朋友了，就要“常来常往——常走动”，让电波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吧！

　　祝安好！

　　愚兄　　左　明

　　2009-09-17

DW贤弟：

　　你好！

　　大作已拜读，果然身手不凡！

　　在基层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居然对法学理论有如此的意识和能力，令在下钦佩之至！（我还不知道你受到专业教育的程度如何？）至少在换位思考的情况下，我自叹弗如！

　　点评实不敢当，只是谈一谈一些粗浅的感想：

　　其实，不多也不少——适度最好。谦抑（不妨就认为是指“缩减或者压缩”，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相对于过度、泛滥而言的。提出谦抑的命题，有矫正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过度、泛滥之意。谦抑本身，并非价值追求。北大陈兴良教授所谓的：“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其实，已经不是谦抑的本意了，而是对效率（效益）这一终极价值的追求了。

　　你对《孙子兵法》中作者孙武所倡导的“慎战”思想的联想，足见学养深厚。你在后文中使用“慎罚”一词，可谓恰到好处，比“谦抑”一词可能更精准。你的文章的题目其实也大可不必“邯郸学步”，完全可以独树一帜。

　　愚以为：刑罚与行政处罚具有太多的相似、相通之处（在另外的拙作中已有表述）。

　　如你所引述的北大陈兴良教授在《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一文中指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它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这里的主语是——立法者。谁是法律的主宰，自然是立法者（表面而非终极）。谁可以体现法的价值和理念，自然还是立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