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大作已拜读。胡乱说几句。

　　行政处罚与司法审判，的确有些“貌离而神和”。共同之处：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不同之处：行政处罚将“原告”与“法官”集于一身（“调查职能和决定职能相对分离”是隐性而非显性的）。行政处罚仅具有先定性（暂时处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不服即可对之起诉。），而司法审判具有终局性。在相同之处，采用类似规则，自然在情理之中。

　　我们不妨认为：行政处罚就是在可能情况下的对司法审判的简易替代。

　　“调查职能和决定职能相对分离”，在行政处罚的形成过程中并未起到实质的作用。调查人员“收集的证据又要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形成内心确信”，这就是两种角色在行政程序证据问题上的关系。证据规则，至少应包括取证、举证、质证、认证这些基本内容。而由于在行政程序过程中，没有形成明确的对抗态势、对抗环节，只是行政机关的“一面官司”，所有的证据问题均简化了。行政机关担心的不是在行政程序中相对人对证据的挑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听证程序可能例外），而只是会顾虑在行政程序之后可能但不必然出现的行政诉讼中“当面锣、对面鼓”情况下原告、法官对证据的质疑。在行政程序过程中，行政机关既是取证人，又是举证人，还是认证人，而且质证环节也缺失了。所以，关于证据的问题，在行政程序过程中并不出现，至少不激化。

　　关于“如何收集证据证明当事人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未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除外）。该条法律的立法目的？是1、打击非法渠道，还是2、打击从非法渠道获取药品者（仅限经营者，而不含消费者。以下称买药者），甚或是3、二者兼而有之？试析之：1、是对违反行政许可的生产者或经营者的惩处，合情合理；2、目的不明。生硬的理由：恰恰是有了敢于、乐于向来路不明的药贩子买药的人，来路不明的药贩子才得以存活。买药者是卖药者的需方，扮演的是“助纣为虐”的角色。通常，法律打击盗版者，而“放过”盗版制品的买方。通过打击买药者来间接打击卖药者（因为卖药者遁身有术，行政机关难觅其踪），的确有些周折，也有悖常理；3、如果第二种情况目的不纯，这种情况不说也罢。

　　更为关键的是：到底买卖的是什么药？是合法药，还是非法药？1、如果是合法药，打击买药者，于理不通；2、如果是非法药，买药者与卖药者均应在打击之列。但这显然不是该条法律的立法原意。

　　可见，这是一个问题条款。买药者完全可以转化为“污点证人”，而其本身却不是违法者。使其“检举揭发”非法卖药者，行政机关便可按图索骥、精确打击，从而荡涤药品流通环节。这也是一种“统一战线”嘛。眉毛胡子一把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动辄得咎，这些简单的道理，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立法者，不可不察。

　　也许，我们并不一定非要让“不和谐的”法律条文仅仅因其是法律就必须得以实现，经过反思之后的废弃、改变可能更可取。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行政处罚的功能（产出的社会效益）是相当有限的（解决不了人的生存问题），其作用也许远远比不上一个正面激励的开放政策。”是到了给立法者挑毛病的时候了！

　　关于“当事人是否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这样的待证事实，在档案规范、信息互联的环境下，已经不需要相对人的“配合行为”即可查明。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典型的法律推定的产物。既然是不明，当属疑惑之列，那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是干什么吃的？在围棋规则中，如对某种局面有争议，应由当局者实战解决，而不应简单的——规定。过于强硬的，对当事人明显不利的法律推定，应当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