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在其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回顾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环境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他谈到：“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加州理工学院是中国的大学，它将在整个高等教育格局中何去何从？一个两千人规模的理工学院，笔者认为十有八九会要么合并到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中，要么在院系调整时进行强制拆分，要么扩大规模升格为“大学”，另谋出路。如果不这样做，这所学校就得不到任何方面的支持，生存就非常困难。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呢？关键在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主管部门的手伸得过长，管得过多、过死，大学根本没有按照自己的设想培养创新人才的政策环境，我们的主管部门有些像“超级保姆”，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把能规范的尽量规范起来，大到学校的钱怎么花、博士生怎样招生，小到学生考试的试卷怎么改，科研论文怎样写等等，都要定出个“道道”来，恨不得从“裁判员”到“运动员”的活全都揽下，但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反而见不到主管部门的踪影，表现出严重的“越位”和“缺位”。这样大学的自主权一点点地被剥夺和侵蚀，大学作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传道授业解惑的机构的属性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行政味道日趋强烈，“等、靠、要”思想深入人心，部分干部和教师升官发财的追求坚定不移，学校领导们认为需要“跑部钱进”。时至今日，主管部门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年头计划、年末总结、过程评估、结尾考核的“计划规定”管理模式，容不得大学有半点“自选动作”，大学被管得快喘不过气来，因此，也就出现了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千校一面”“没有特色是特色”的大学，培养的人才更是以动手技能差、知识结构单一、创新精神欠缺而“著称”。难怪乎，钱老放心不下大学人才培养。不夸张地说，以目前的方式管理大学，再用一百年恐怕也难见有高水平的大学出现，更谈不上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涌现。

　　对于这个问题，高层领导早已有明确认识，在各种场合再三申明要“简政放权”，确保大学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决定》认为应“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3年国务院、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中也认为：“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法律、经济、评估和信息服务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保证学校拥有充分的依法办学的自主权。”但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由于各种原因被搁置，大学又回到了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