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补充解释与补充性任意性规范之间的适用顺序，一般认为仅第153条第2项稍有涉及。该项规定确认，当事人对于必要之点，意思一致。而对于非必要之点，未经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约为成立，关于该非必要之点，当事人意思不一致时，法院应依其事件之性质定之。就在解释论上如何确定所谓“法院应依事件之性质定之”的含义，论者意见不一。有认为是指法院应以客观标准，衡情度理，予以处断；有认为应由法院解释，而以任意法规、习惯、法理为标准决定之。王泽鉴教授则认为此时构成合同漏洞，应依任意法规、合同的补充解释加以填补，并且应以优先适用任意规定为原则。[19]
我国《物权法》并未就任意性规范的适用规则设置明确规定。其应可参照我国《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的规定处理。《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其中所谓“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即指可以据此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以填补合同的漏洞。第62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这一规定清晰地确立了补充解释与任意性规范之间的适用顺序：即在我国现行立法中，补充解释优先于任意性规定得到适用。以此为前提，《物权法》任意性规范的适用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如果交易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了，就交易当事人发生纠纷的事项交易行为里面有约定，《物权法》中也通过任意性规范设有规定。如果当事人在交易行为中的约定与《物权法》中的任意性规定不一致的时候，法官不能够运用任意性规范进行物权纠纷的处理。此时法官处理物权纠纷的裁判规范，是当事人在交易行为中的特别约定，这是第一个规则。第二个规则，双方当事人未在交易行为中就纠纷的事项做出特别的约定，但是交易当事人就纠纷事项进行过协议补充，并达成了补充协议，此时不能运用《物权法》中的任意性规范进行纠纷的处理。法官对纠纷处理的裁判规范，是协议补充所达成的补充协议。第三个规则，双方未就纠纷事项做出特别约定，也没有表示要对纠纷事项进行协议补充，或者进行协议补充没有达成补充协议。此时法官可不可以运用补充性的任意规范进行纠纷的处理？仍然不行。法官要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进行补充解释。首先是进行体系解释。所谓体系解释，又称为整体解释。具体内容就是《合同法》第61条所明示的按照交易行为的有关条款确定。换言之，法官要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体系解释。按照交易行为其他条款判断，看能不能确定当事人各方发生纠纷的事项，他们是想按照什么样的交易规则去处理。如果体系解释能够得出解释结论的话，法官处理物权纠纷的裁判规范就是体系解释的结论，而不是《物权法》上的任意性规范。第四个规则，当事人就纠纷事项既没有做出特别约定，又不愿意协议补充或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法官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又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此时法官能不能直接援引补充性的任意性规范进行纠纷的处理？答案是否定的。此时如果纠纷的当事人有一方或多方能够在法庭上举证证明，就纠纷事项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有特殊的交易习惯，法官处理纠纷的法律依据就不是《物权法》上，的任意性规范，而是各方的交易习惯。只有在前面四个规则都一一进行运用，仍然无法确定纠纷处理的裁判规范时，法官才可以援引任意性规范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物权纠纷。由此可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运用任意性规范来处理物权的纠纷，必须经过这五个步骤。如果说没有经过前面的四个步骤或者说没有经过前面四个步骤里任何一个步骤，法官直接援引任意性规范进行判决，这个判决有可能不是一个妥当的判决。因为它违反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前面提及的五个步骤实际上就是意思自治原则如何在法官处理物权纠纷的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