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员的对策

　　当大量的民事诉状被呈递到官府后，这些大部分只关涉“细故”的案件要能引起官员的有限注意从而得到审理，则需要当事人想方设法伪造证据，为其夸大其辞以致颠倒黑白甚至诬告提供“事实依据”，最后让官员准审并作出有利于己的判决。在官方话语中，当事人正是在讼师的协助下达到这一目的──“讼师伎俩，大率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捏造妆点，巧词强辨；或诉肤受；或乞哀怜；或嘱证佐袒覆藏匿；或以妇女老稚出头；或搜寻旧据抵搪；或牵告过迹挟制；或因契据呈词内一、二字眼不清，反复执辨；或捏造、改换字据，形色如旧；或串通书吏捺搁；或嘱托承差妄禀，诡诈百出，难以枚举。”为此，官员必须“随事洞察，明晰判辨，庶使伎无所施，讼师不禁而自绝矣。”[20]不过，官方试图使“讼师不禁自绝”、彻底去除健讼社会大量出现的伪造证据等现象只不过是一厢情愿。频繁出现的伪造证据行为对官方司法过程造成巨大冲击，并促使官方及相应制度对此作出回应。

　　在“无谎不成状”的好讼世界，清代部分官员的对策之一，便是在司法实践中努力积累证据辩验技术。有的官员依此著书立说，推广自己的经验心得。比如，对于人命私和案的处理，王凤生认为“访问之案如人命私和，须先传地保严讯确情，再行按名查拘。”[21]也即，对于人命案件，官员应先传讯案发地的地保，了解案情的真实情况，再查拘与案情相关的人员。因为相对于住在县城、甚少到偏远乡村的官员而言，地保更了解当地环境，有助于提供线索。王又槐提出对于轻生自尽命案，为防止“尸亲藉为居奇”，官员探查案情真相时可采取如下步骤：“若非死者的亲之人出头控告，先须讯明因何首告实情，从重责处押带，再传尸属人等，核讯取具供结，酌量办理。”[22]

　　而对于错综复杂的民事案件，一些官员积累了诸多证据勘验的司法经验，并对这些经验初步“类型化”。比如，对于田产坟山纠纷案件，王凤生认为，此类案件仅凭双方当事人的供述难以判定，弄清田产坟山的地界往往需要官员下乡亲自勘丈，而地方官员公务繁忙，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多采取书面主义的情况下，此类案件不可轻易受理。若一旦受理，则应仔细查核出双方当事人所呈田产图册，找出其异同与破绽，作出判决。若经上述途径仍未使当事人心服，最后就只有到现场勘丈：

　　“凡涉控争侵占之案，凭空审断固恐信谳难成，然亦未可轻易批勘。夫田房水利尚可勘丈，即明若风水则易于影射牵混，山场则本无弓口，丈亦难施。且批勘以后，或因公无暇亲往，累月经时，必致又酿他故。惟须逐细核卷，先行示审。将两造所呈图说互异之处，核计鱼鳞串册，确询四至，设身处地，酌为定断，并讯之中证，是否久洽如所断。尚有未平，即令中证人等再为秉公妥议禀覆，或可由此息争。倘仍持之甚坚，不得已而示勘，则先令地保于两家管业四至处所签标记，并密吊该业之四邻。契据令其勘日，当面呈阅，然后履勘。就两造给图，测以南针，认正方向，凡所争界址，疑似及出入路径均须一一亲历，再以所争契内之四至核对。其四邻契载是否相符，阅后抄存备案，登时给还。”[23]

　　上述官员对证据勘验途径的叙述反映，其对于必须现场勘验的条件、勘验的技术、应该询问的证人、必须查核的各类证据等都瞭然于心。其它某些官员也认识到，积极到现场勘验此类案件，对于弄清案件真实及堂审大有帮助。比如方大湜提出“踏勘山场田地坟墓等事不可草率。如遇途路崎岖，亦必亲身履勘，形势界址，踏勘时了然于心，庶堂审时了然于口，否则模模糊糊无把握矣。”[24]曾在广东新会县任官的王植在丰富的司法经验基础上，论述户田、坟山、券约帐簿、钱债借贷、财物买卖及婚姻等不同民事讼案在纠纷发生前存在相关证据，为此可采取相应的证据审核途径：

　　“户田之讼，惟查印册，丈量有册，垦报有册，过户有册，实征有册，数册互参，核其年月，册皆有据，察其后先，土田淆混，核其四至，四至相类，核其形图，形图不符，勘其现田，此其法也。坟山之讼，问其户税，有官有私，阅其形图，形近相远，质之山邻，何时殡葬，经祭何人，就供问证，以图核词，勘其形势，以地核图，聚族之葬，他姓莫参，众姓错葬，略分界址，穿心九步，以为成规。粤中人满，变通以济，此其法也。券约帐簿，真伪间杂，字有旧新，纸有今昔，蛀痕可验，长短可比，如其伪契，数张同缴，年月远隔，纸张一色，必有赝契。如其伪帐，数年完欠，一笔写成，字迹浓淡，亦恒相近，必有赝约。加以面试，当堂授笔，纵有伪捏，可辨笔姿，此其法也。非买言买，非借言借，非偿言偿，则当研审，立契何地，交银何色，成交何所，同见几人，隔别研讯，供必不符，再令同质，虚实难欺。此其法也。粤地婚媾，鲜用书启，庚帖所书，即云文定，媒证可问，爰问其详，隔别研讯，书帖何所，主婚何人，宴待何处，送礼何仆，如其伪者，必有参错，实情可得，罪有所归，此其法也。”[25]

　　王植所论述的案情真实的确定，主要来自于对印册、形图、庚帖、契约、族谱、粮串、借据等书证的查核。由于伪造书证易如反掌，并且在清代一些健讼区域蔚然成风。要防止基于伪造证据带来的诬告、冤抑，官员据笔迹确定书证真伪时须处处留神。方大湜提出据笔迹涉讼辨验证据的9种方式：防挖补；验纸色；对笔迹；查印信；考年月；辨界址；稽价值；核姓名；察情理。[26]在有的地方，据族谱辨验证据时同样要非常细心。这里因为“以谱系家藏，不难假造也。广济风俗，无一姓不立宗祠，无一祠不修宗谱。以谱证讼，真伪杂出。余宰济时，遇有因讼呈谱者，不特核其载控争之处，而且从头至尾细阅数过，往往得其瑕处。就其瑕而攻之，辄俯首无辞。”[27]另外，方大湜还在《平平言》卷三《无证之中寻出确证》、《察情》等篇章以历代个案说明查核、辨明证据的技巧。

　　三、制度的回应

　　在缺乏现代科技协助的条件下，辨别各类证据真伪绝非易事。比如，王德茂曾感叹当时讼民伪造契据层出不穷，花样日益翻新，给官员判案带来巨大困难。历经多年摸索，他总结了如下辨别书证真伪的技巧：“惟遇伪造契券字据之案，辨识辄能不爽。盖习业所存，於新旧纸墨，寝息最深。其年分远近，尝以神会故耳。近世情伪百出，凡茶叶栗壳荔皮诸汁染纸，与屋尘香灰擦墨，率皆新气浮勃，一目了然。若预置陈米堆内，一年可当十年，殊难辨识。须於晴日光中少曝，以物捶击，则见糠尘，是为确据。在任时，以此法讯明伪契伪字各案颇多。尝於米囤纸片悟出，实因钻研故业推之。至於对验本人笔迹，只令迅笔重写年月之也十余字，自少至老，笔势不能改易，如工匠制造器具，各有定式定迹。他人喻之，不能自喻也。亦惟夙娴字学者，捷会其意。然则入官者居稽有素。旁通类及，何在不关治术哉。”[28]

　　缺乏诸如科学的字迹鉴定等技术，上述种种明辨契据真伪的技巧主要来自某一官员在司法实践中长期的个人探索。而清代所有州县正印官能否有足够精力、按照上述官员标榜的细致程度审核证据、“轻松”把讼案真相弄得水落石出，显然值得怀疑。更具普遍性的是，伪造字据现象在诸如田产之类的平常讼案中也频繁发生，这样的案件令那些精明的官员也为之叫难。对此，汪辉祖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