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30年代，国家权力受基本权利约束的理念初步形成，个人基本权利的价值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基本权利的形成过程中外国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权利思想中逐渐培育出“民权人权高于国权、政权的现代人权观念”[27]。以这种基本权利思想的发展为背景，学术界开始改变不重视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状况，以比较理性的态度探讨基本权利理论。
据考察，在宪法学著作中较早使用“基本权利”一词的是张卓立，他在翻译《德国新宪法论》（1926年商务印书馆）一书时，提到“德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28]。1927年 ，王世杰、钱端升在《比较宪法》一书中对基本权利概念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该书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将国家机关及其职权的内容安排在“个人基本权利和公民团体”的编章之后。在书中，作者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书中作者认为，“何种权利应认为是个人的基本权利，这自然随着时代的思潮与各国制宪者的见解而异”[29]。以这种基本权利的理念为基础，作者把基本权利分为消极的基本权利、积极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这是中国宪法学者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对后来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虽然，上述的学术命题仍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内容，但其分析中蕴涵着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基本权利是“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权利”，反映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朱群宗于1929年4月15日在《社会科学论丛》第1卷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基本权的法律观”。[30]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1935年尹斯如编著的《宪法学大纲》也把人民的权利义务作为宪法学上的基本概念来把握。朱采真的《宪法新论》（1929年）第2编是民权论，详细讨论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问题等。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并认为“权利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是权利来源”，但论文中并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同年章友江出版的《比较宪法》第二编是“人民基本权利和义务”。[31]1944年伍启元的《宪政与经济》中分别谈到了“人民之基本权利”。1933年，在评论张君劢先生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一案时，张友渔提出“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的概念，积极评价“人民基本权利”的意义。“人民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他认为，这三项人民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包括全部民主权利，却已经涉及了重要的三项，并提出“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必须以此三项为重要的标帜”[32]。
可以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区分人权、权利与基本权利，并试图解释基本权利所体现的要素。如对人权概念，丘汉平认为，所谓人权，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换言之，没有这种权利，人是不能生存的。[33]他认为，《大宪章》一方面是规定几种基本权利，一方面却是人民与英王订定的契约。[34]在说明人权与权利关系时，他说：宪法中的人权是列举的。就是说人民之权利，宪法明白承认之。这种意思，无异是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的：矛盾的，因为既然承认人权是与生惧来的，那么宪法的规定是不必的。[35]这种认识基于他对宪法功能的基本认识，即“制宪的目的在于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以达到人权的保障”。在分析保障人权的方式时，他认为：就是把人民认为应享的基本权利，先去迫令统治阶级——的承认，后来便一一规定在宪法。倘若有任何人违背宪法的规定，就依照宪法的规定制裁。而在张君劢先生的论文中人权与基本权利或权利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他对人权的解释基本上接近于基本权利的部分价值内涵，如在“人权为宪政基本”一文中认为，国家对于人民，无论权力怎么强大，总要划定一个范围，说这是你的命，这是你的财产，这是你的思想和你的行动范围。在这范围内，便是各个人民天生的与不能移让的权利。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是不能随便干涉强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各个人享有的权利，便叫人权。[36]他在引用Wattel的一句话时说：“所以这叫人权或人民之基本权利”。[37]
2．宪法草案与文本中基本权利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