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鲲在看守所“被自杀”事件发生后，警方公布了自杀缘由——手铐系纸张打开，自杀系鞋带所致，这样的解释又给我们的新闻媒体带来了无尽噱头，刚刚过去的“躲猫猫”，还在进行的“全国整治看守所牢头狱霸”活动又一次成为了众矢之的，不是还在整治牢头狱霸怎么还会“躲猫猫”，不是刚宣布全国没有发生一起看守所刑讯致死案怎么还会“被自杀”呢？这起案件的说辞更让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全国人民都调侃——打开手铐的不是纸张，而是人民币。

　　邢鲲的不幸不仅在于我们的政府未将民众的生命看得高贵，更在于政府对民众的质疑不屑于回答。公安干警的刑讯逼供由来已久，但却难见有改进之举，每每出现恶性案件，我们总期望于从上到下的“严打”——例如全国性的整治看守所牢头狱霸活动，但却难以根治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被自杀”身亡的厄运。这样的公共事件，行政机关都敢于“造假”，或是试图愚弄民众，那我们还如何期望政府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呢?之前的“躲猫猫”教训还未曾吸取，现在却出现了用纸张打开手铐，用鞋带上吊的“骗局”。这——难道仅仅在于公安干警的素质不高吗？难道仅仅在于整治牢头狱霸的举措不力吗？难道仅仅在于相应的处罚机制不健全吗？刚刚过去的“徐梗荣”事件，我以“我们拿什么纪念徐梗荣”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真期望那会是针对看守所刑讯致死事件的收笔之作，但今日，内心难以平静的同时，又拿起笔端想要借此呼吁或是抨击我们的涉案警方——为何，总不把民众的生命看得高贵；为何，总不把民众对政府的怀疑看做是力促政府改进工作的动力；为何，总不把打消民众疑虑看做是政府的应尽之责。

　　当民众怀疑行政机关的答复时，行政机关不是力求拿出确凿的证据使民众相信，却是一再地掩饰。民众这样的怀疑在行政机关看来已经成了“刁民”的象征，我们的一些行政官员总是习惯于管人民，而且这个“管”蕴含着“服从”的意蕴，民众在行政机关面前就应该马首是瞻，行政机关既然已经表态，那么民众就应该相信行政机关的解释。但是，这些都是人治社会的病灶，却不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我们即已确立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并在为此努力，那么，民众怀疑政府就理所当然，并且有法律依据。我国的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在此的批评建议权，延伸而至的就是怀疑行政机关的作为，这个怀疑不是民众无理取闹，不是民众无事生非，不是民众混淆视听，而是真正的促进行政机关改进工作，真正地让政府赢得民心——拿出让民众信服的理由。在邢鲲“被自杀”事件中，这个信服的理由就是邢鲲到底是如何自杀的，这个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民众需要一个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答复，而不是仅凭行政机关的无趣解释（并且这个解释都难以服人）民众就必须服膺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