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卡多佐接起威廉?詹姆斯的话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支撑生活的哲学。……正是它才使我们的思想和活动融贯一致并有了方向。法官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更能挣脱这种倾向。他们的全部生活一直就是在同他们未加辨识也无法命名的一些力量——遗传本能、传统信仰、后天确信——进行较量；而结果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看法、一种对社会需要的理解、一种……‘宇宙的整体逼迫和压力’的感受；在诸多理由得以精细平衡时，所有这些力量就一定会决定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性背景下，每个问题才找到自身的环境背景。”[31]可以肯定，人们不可能摆脱其利益倾向，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倾向。既然如此，法官的产品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利益及法官个人进行选择的痕迹。

　　法律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进步，体现社会的正义。而社会正义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混合体，它包括社会道德、正义观念、社会条件的变迁、公共政策的变化、社会利益的平衡、社会舆论的倾向等等。为了法律的实效，法官在判案中，绝对离不开对社会因素的考虑，而这种考虑的前提则决定于法官本人的学识水平、心理偏好等主观因素。社会学方法对法律的认识采取一种或然的立场，即对法律的确定性内含表示疑义。评价法律的标准在于实效。可以说，只有将司法与社会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才能体现司法的本质与目的。

　　法官必须经常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加以权衡，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判决中做出抉择。在作这种抉择时，法官必须平衡他的哲学、历史、习惯、权利意识等重要因素。他确信存在着公认的社会标准和客观的价值模式，这使法律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自治性。

　　法官和市场商品的供应者一样，彼此是竞争的，只不过他们服务的方式是裁决，提供的“产品”是大家公认的原则下的“公平”、“正义”与“法律”。法官首先是人，是一种利益的个体。换句话说，法官是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有个人利益的人。在经济社会中，他不可能摆脱自己对利益的衡量和取舍。如果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天生并不是公平的，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利益的，他们也同样。

　　现代法官的行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得到解释。他们之所以在裁决时要表现出公平，是由于，他必须不偏不倚，否则就会损害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述，法官是向社会提供“法律”、“公平”、“正义”这些特殊产品的“供应商”或“厂商”。在经济社会中，厂商只有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才能在向别人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同时达到自己赚取利润的目的。在法的世界里，法官只有向社会提供“法律”、“公平”与“正义”，才能证明他存在的价值。同样地，少数法官在做出不公正判决时，一般也是选择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一方面，他从一方得到金钱，或地位的承诺；另一方面，他又不致被另一方当事人找出破绽从而影响自己当时的地位和以后的仕途。当然，也有少量法官，对这平衡术运用得好，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

　　在一个人们都考虑自身利益的社会中，要求法官大公无私，或者把法官理解为或解释为大公无私的特殊的人，是不现实的。他的工作天职是向社会提供公平，他的动因是个人的私利。机器生产产品，但机器本身并不是产品。机器必须生产合格的产品，否则，就不成其为机器。法官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其功能是生产“公平”与“正义”，但法官这种机器本身并不是“公平”与“正义”。法官必须生产“公平”、“正义”，因为这样做，对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法官。法官是出于其个人私利的考虑，而给予我们“公平”与“正义”。当然，司法腐败也是法官基于个人利益给予我们的“回报”，只不过这种回报是“负回报”。而司法腐败不能得到根本上的遏止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司法管理机制没有在他向社会出售“负正义”和“负公平”时，对他本人的根本利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以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需的帮助，而劳动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32]同样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内容的话，我们和“法官”以交换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要的帮助。法官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的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并且是以一种无形的，相互承诺的契约维系的。

　　在经济社会中，厂商的产品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消费者用货币选择厂商及其产品。政府应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以法律的方式对市场的经济行为予以疏导和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初民社会，司法的审判权并不是独属于国家。初民社会是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裁断者。如果“法官”丧失公平，就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敬，并且直接在其个人的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互相竞争业务，竞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法官个人的收入[33]。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34]最能说明法官的行为选择。如果把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套改一下，可以这样表述：在法官是竞争性地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条件下，一般说来，从内心精神世界讲，单个的法官个人实际上不一定有真正地去增进“公平”与“正义”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到底能够实质性地增进多少“公平”与“正义”。但是，由于他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从事他的工作，向社会提供服务，他增加了自身的利益；他在增进自己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以“公平”、“正义”这种方式，在增进别人的利益，增进社会的利益；他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公平，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出自其个人真诚的意愿。

　　在法官垄断裁断权的情况下，要对这个结论作一点修正。此时法官的行为不一定表现为公正，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人们所强烈反对的司法腐败。垄断了司法权，就垄断了进行公平裁判的权力。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垄断的司法最容易产生司法腐败。但法官在做出司法腐败的行为选择时也一定是符合其个人经济利益的。“司法职业者却并不必然与公正司法的行为相关联。”[35]

　　法官个人的效用函数[36]

　　法官做事的原则，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波斯纳在《超越法律》一书中，首先提出法官的“效用函数”概念。效用，是经济学的概念，指某一物品对人的有用性。效用可以分等级，可以比较大小，可以用正负数值表示对人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函数是从数量关系上对客观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一种反映。它表示在某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一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主动变化的称作自变量，被动变化的称作应变量，这时就可以说，应变量是自变量的函数，两者之间的变量关系称作函数关系。波斯纳把如下因素列入了法官效用函数关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