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辩交易既与正义有一定冲突，但又是司法实践中实现相对正义的有效机制。在个案中，当我们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定罪，让犯罪者逍遥法外之时，是对正义最大的践踏！诉辩交易作为一种一定意义上的妥协，换取的是基本正义的实现，即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但不一定罚当其罪或虽将无罪之人认定为有罪，但避免了更大程度上的冤案错案的发生。

　　正义实现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无价的、至上性的正义，只是存在于观念形态中。而尘世中的现实形态的正义是有价的，因为正义实现过程（诉讼过程）中利益交换即交易性，就意味着正义的“上市”。这种市场背景，使正义的有价性具有了前提与条件。而正义实现过程中的妥协与利益的让渡，产生了正义的代价，这个代价，即为了实现正义而牺牲的部分正义。正义的有价性甚至可以量化，可以用“价格”来体现[3]。所以，诉辩交易作为这样一种利益交换的产物，是为了实现正义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 诉辩交易与人权保障

　　诉辩交易中，被告人做了“有罪答辩”。这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三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即由公正陪审团迅速审判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和与证人对质的权利——也就是放弃了美国第五和第六宪法修正案的相关权利。[2]

　　虽然在审判中，陪审团对定罪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但陪审团成员都不是懂法律的人，他们作出的结论随意性很大，属于外行判案，控辩双方对审判结果都难以预料，通常由于这种随意性，被告人才选择自愿放弃这种权利，进行有罪答辩。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量刑从重的冤案错案的出现，是在审判制度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下，被告人做出的自由意志选择。

　　诉辩交易在司法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甚至能够避免刑讯逼供。在司法操作中，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不少犯罪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下被迫认罪，这也是冤案错案产生的一大根源。当聂树斌、杜培武、佘祥林等一桩桩惨痛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不禁对司法之于人权保障一次又一次的扼腕叹息。诉辩交易制度，使被告人自认其罪，这就轻而易举地获取了被告人的口供，减少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同时，诉辩交易的运用，也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了及时的补救与保障，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的人权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