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失望又发生了。12月4日，我和他如约一起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因法院不收“裸状”，无奈又回来收集起诉证据，并于12月8日再次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尽管收下了“状子”，却至今没立“案子”，也未依法作出裁定。直到12月22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才来电，告知法院方面早已和中国移动沟通了，选择的是“诉前调解”，看来，未经同意就和我事先玩起了司法ADR。本案没有依法立案，或者说不立案也没有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我认为，问题还是怪在我的诉讼代理人张进德身上。是他没有卓越的诉讼代理能力，没有催促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作为诉讼代理人，应当积极行使代理权，对被代理人尽勤勉和忠实的义务，维护被代理人的最大利益。但像张进德这样的诉讼代理人，在我三起案件的诉讼代理中，没有成功尽到代理义务使人民法院依法尊重我的诉权，从而导致我活生生的诉状“死”在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不仅诉权丧失殆尽，我向人民法院所请求保护的实体权利至今也无法得到拯救。对此，我思来想去，必须将张进德告到人民法院，要求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进德的时候，他却一万个不服气。法院“只收状子不立案子”的事多去了，凭什么把我的尴尬遭遇栽到他头上？听到这些，我还是觉得冤屈，法院“收了状子又立了案子”的情况不更多吗？不然哪来那么多审不完的案件？况且就我个人作为原告来说，起诉了几起就有几起不受理，我的个人案件“不立案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且连个裁定都不出，连个招呼也不打，还是说明我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督促法院立案的义务，才最终导致“三案三请你，三告三不理”。

　　但气过头之后，我再冷静想想，还确实不能怪进德。在几次诉讼代理中，他不仅没有怠惰，而且非常勤勉谨慎地履行了代理义务。在起诉铁道部的两起案件中，是他帮我撰写的民事起诉状，从诉讼法、民法、合同法等多个部门法角度分析案情，研究诉讼，并且常常是牺牲睡眠时间连夜指导。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表示不受理时，他竭尽全力坚持起诉，并主动联系报刊媒体依法监督。与此同时，他还连续撰写并发表多篇与此案相关的论文，以扩大“同价不同票”案在社会上的影响。果不出所料，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确实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我俩也入选了2006年度《法治蓝皮书》“法治影响生活”人物篇。尽管本案“死”在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但“案死心不死”，直到现在，张进德还坚持与我一起研究针对铁路客运“同价不同票”问题，下一步如何继续呐喊。可以说，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他，已经尽到充分注意义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