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有利于宪法与宪治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在多方面有利于宪法，如有利于减少异化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有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35]所谓宪法的法律属性，主要是指宪法具有法律的共同品德与特征，如以捍卫正义、保护人权为天职，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稳定性与权威性，宪法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而不是道德宣言或政治文告—尽管宪法与道德、政治的联系非常密切。宪法与其它法律的不同，首先不是体现在根本法与部门法上，而是体现在它们是不同的部门法上；换言之，首先不是体现在地位上，而是体现在调整对象上。“宪法首先是法，并且是部门法，其次才是根本法。”[36]一些资料批评宪法，甚至怀疑宪法的法律属性，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宪法没有固定的调整对象。法律是用来调整与规范社会关系的，不同的调整对象以及调整方法决定了法律的不同类型。将宪法作为治政法表明，宪法在一定意义上是调整与规范政治关系的法律，是以规制政治为重要内容的部门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既要将宪法作为公民的生活规范、生活方式，又要将宪法作为政治的运作规范、运作方式。
如同法治简而言之就是法律之治、法律的统治，宪治简而言之就是宪法之治、宪法的统治，它是法治的集中表现形态；如同法律是法治的起点、前提，宪法是宪治的起点、前提，宪治是宪法的实施与实现。同时，宪治的说法既可包涵宪法政治，又不限于宪法政治，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宪政”。宪政往往被作为宪法政治、立宪政治、立宪政体等的简称，[37]与作为政治法的宪法相呼应。按照通常的理解，宪法作为政治法，侧重的是书面上的宪法、文本上的宪法、静态宪法；宪政作为宪法政治，侧重的是现实中的宪法、行动着的宪法、动态宪法。[38]虽然宪政的含义比政治法的含义要明确，强调政治以宪法为基础和准绳，但弊端是明显的，危害也是巨大的，突出表现在它强化了宪法是政治法的观念，容易模糊宪法的法律属性。
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不仅有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也有助于增强宪治的法治属性，因而有利于从源头上支持宪治。所谓宪治的法治属性，意指宪治属于法治的范畴，法治是宪治的根基，不能脱离法治来谈宪治。我们通常说宪法与宪政保护人权、限制权力、纠正恶法，其实这三点都是从法治含义中引申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二重含义的理解至今难以超越，即法治乃普遍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有机统一。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是法治之形，其基本含义也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普遍守法。然而怎么才能保证政府与个人普遍守法？答案的关键在于法律要能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只有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才不至于无法无天，才不至于把法律仅仅看作管制百姓的工具；只有保护个人权利，百姓才会信仰法律、走近法律、遵守法律、支持法律，才不至于把法律看作是政府施加的束缚。可见，制约政府权力与保护个人权利是使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要害，是法治的应有之义。而宪法通常被誉为人权的根本保障书，宪政通常被称之为“限政”或“有限政府”，充分说明了宪法、宪政对于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基础性。至于法治的前提—良法，不能仅仅靠呼吁，而应依赖于完善的机制。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作为法律之法律，作为其他法律的依据，就是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保证法律是良法的一种机制；当法律异化为恶法时，宪政机制认定异化的法律无效，就是从负面的、消极的角度来保证法律是良法的一种机制。可见，法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法治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宪法理论比较落后，宪法实践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简单地从政治角度看待宪法与宪政，忽略了宪法与宪政的法律属性与法治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治政法到政治法，进而呼唤从宪政到宪治，是彻底实现从治政法到政治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