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政治官员特别是政治领导人扭曲宪法。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标准在于：当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发生冲突时，究竟是哪种权威服从另外一种权威。如果是个人权威服从法律权威，则是法治，反之则是人治。这里所说的个人权威，主要是指政治官员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权威；所说的法律权威，集中体现为宪法权威。法治要求宪法权威高于个人权威，官员服从宪法统治。但是，政治法的说法容易使政治官员特别是政治领导人误认为宪法是政治统治法，将宪法的矛头指向民众，而自己则凌驾于宪法之上，从而使宪法面目全非。
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疏远宪法。尽管不少资料认为政治不是精英的专利，政治不全是罪恶与肮脏，它还有文明的一面，但普通大众更关心的可能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而不是政治。特别是在一些专制历史悠久、政治运动造成灾难的国家，民众甚至对政治有恐惧心理、躲避心理。而宪法作为公民的生活方式，作为治政法，恰恰需要民众的信任、亲近与支持，因为民众是宪法的力量源泉。[31]完全可以说，民众需要宪法的滋养，宪法亦需要民众的呵护！有学者曾说：“没有宪政，我们的人格就不能完整，我们的行动就将缺乏规则，我们的个性就将显示出令人遗憾的缺陷。”[32]可以说，没有民众的支持，宪法的内容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的使命就将化作一缕青烟，宪法的命运也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由此可见将宪法作为政治法的危害性。
再一方面是宪法被意识形态化。政治确实不等于意识形态，但也确实与意识形态关系甚密，容易被意识形态化。毛泽东曾云“搞宪法是搞科学”。[33]但一旦宪法被意识形态化，科学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宪法也就难脱政治宣言或政治教条的案臼了。一些国家的宪法通篇都是高度政治化的语言，缺少起码的科学性，当然可以称之为政治法，但难登规范宪法之大堂，自然也不可能实现宪法至上。
二、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之利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生动描述：“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34]政治固然不可避免，但无疑可以比较，可以选择，可以改善。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优劣之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比较过不同的政体，并交替使用宪法、政体与公民生活方式，认为最优良的个人目的就是最优良的政体（宪法）目的，最优良的政体（宪法）就是最优良的生活方式、最幸福（快乐）的生活方式。公民、政体与宪法就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虽然亚里士多德距今久远，但其思想的光芒依然耀眼。纵观国内外关于理想政治的期盼与描绘，主流与精华就在于民主政治、自由政治、立宪政治，其中立宪政治侧重现象，民主政治与自由政治侧重实质，公民、政治与宪法同样如此紧密地有机联系。将宪法作为政治法，割裂了公民、宪法、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既不利于宪法，也不利于政治，更不会有利于公民。只有将宪法作为治政法，才能简单明了而又准确深刻地把公民、宪法、政治串联起来，既张扬人民主权的宝贵原则，又突出宪法的法律属性，并在公民、宪法、政治之间形成互动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