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忽略了宪法精神。宪法是宪法精神、宪法内容与宪法形式的统一体。如果说宪法形式是宪法的“骨骼”、宪法内容是宪法的“肌肉”的话，那么宪法精神就是宪法的“血液”、宪法的“灵魂”。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的开篇这样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13]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的理解，事实上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广义宪法思想。[14]“他主张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来探寻法律的精神实质，认为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货币、人口、宗教都有关系，法律与法律、与它们的渊源、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各种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法的精神。”[15]比孟德斯鸠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法的精神”更进一步，黑格尔认为宪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黑格尔通过研究宪法的历史认为，宪法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数世纪以来各民族精神自然而然的“作品”，必须与各国家处于既定发展阶段的民族精神相一致，各国各时期宪法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世界各民族在极盛时期所采行的宪法，乃是它们特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基础。国家不能事先制定、机械搬用或者发明一部宪法，然后把它强加给自己。[16]尽管学者们对宪法精神有不同诠释，[17]但从广义宪法的学说传统来看，特别是从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与黑格尔关于宪法奠基民族精神的论述来看，简单将宪法作为政治法难以揭示和把握宪法精神，政治法主要体现的是宪法内容。
（二）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之不精确
抛开宪法与经济、文化等的联系不说，仅就宪法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将宪法作为政治法也不准确与贴切。宪法横跨政治与法律两大领域，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但不能简单将两者平分秋色。相对于其它法律而言，宪法的政治性较强，但宪法作为法律的一种，更具有法律性。如何处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法治与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难题。法治与文明要求法律主导政治，尽力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使政治成为和平的政治、有序的政治、有限的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法律，动辄把法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宪法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约束政治与驾驭政治，提供解决政治问题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机制，以至于一些资料称宪法为政治游戏规则、政治竞赛规则。
直接地说，宪法是控制政治之法，是将政治纳入理性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轨道之法，是使政治远离恣意、专横、暴虐、腐败之法，而不是政治统治法、被政治控制之法。对宪法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国内外学者都不吝惜溢美之辞。如有美国学者认为：“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法？具体来说，将宪法作为政治法至少容易导致以下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