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许霆是用自己的卡插入，用自己的密码进入自己的帐户，执行取款操作。是机器出错才导致钱从出钞口出来，若机器不出错，就不会有17万多元的钱被取出。他并不是到银行的金库中直接“盗取”现钞。

　　同意法盲人的第四个观点，在处理案件时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查明事实，严格适用三段论推理，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

　　问题是这个方式用到许霆案件上就不成立，所以才会产生那么的多的争议。大前提：秘密窃取是盗窃罪。小前提：许霆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国人对此普遍存在争议。结论：许霆犯了盗窃罪，但这个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存在问题，所以导致结论不可靠。

　　关于法律对此的规定问题。可以肯定，立法永远是迟滞于现实的，立法时没有考虑到这种在各种公开条件下的“秘密窃取”，自然会对许霆是否犯盗窃罪存在争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分为两条进路：其一，许霆案本身。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严格地进行推理，不得随意扩大。其二，提出新的立法建议。在立法过程漫长的情况下，最高院应当对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即在此案前的，以不当得利，追缴。若追缴不给，再以侵占罪论处。在新立法或司法解释之后，直接以盗窃罪，即一种新型的盗窃罪处理。

　　涉及到刑法中的法律具体规范和法律原则，我们应当分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法律的原则大于规范，具体的规范应当服从原则。原则更体现立法的目的，且它也有很强的操作性。比如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证据不确切或对事实认定存在争议时应当有利被告人。这是从保护人权、减少刑事司法侵权扩大化的需要出发制定的最基本的规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首先要服从这些原则，然后才能适用具体的法律规范。

　　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这是西方的法谚。这是对的。但是，第一，即使在西方当它与具体的法律规定或法律总则部分的原则相冲突时，应当首先适用原则和法律。第二，这句法谚不能取代中国的法律，西方的法律规定也不能代替中国的法律，西方的法谚和法律至多是在我们进行法律研究时的参考，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现在来谈最后一点。

　　法盲人认为，现行法律对许霆案无能为力，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来补充漏洞的看法有点悲观。其实，这种担心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说法律对许霆案“无能为力”是不妥的。因为刑诉法对处理此案的方法早有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事实不清时，判无罪。事实清楚，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时，判无罪。这是法律的规定。这按照这些规定处理刑事案件，就是违背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