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关于存疑案件的国家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了“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存疑案件。对于存疑案件，《国家赔偿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赔偿或者是不赔偿，但在实践中则多有争议，做法也不一，司法机关多按免责事由来处理。我认为，证据不足，就是在法律上不足以认定公民构成特定的犯罪，所谓“存疑”只是检察机关的自己所存之疑，而不是法律上所存之疑，法律上所存的只是无，即无罪。既然是无罪之人被羁押，当然没有免除国家赔偿责任的理由。对此，《国家赔偿法》应当给予明确的规定，将所谓的存疑案件明确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第十一，将行政合同的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合同法》中没有关于行政合同的规定，这是一个缺陷。实际上，在行政管理中，运用合同方式进行管理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国防产品的订购合同，国有土地的出让合同，计划生育管理合同，等等。在公法与私法分野的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同历来是被承认的，并且是按照行政案件来处理的。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来看，这些不被承认的行政合同，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处理规则上，都不同于（也不可能同于）民事合同。行政合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有行政的职权或行政的作用，是行政管理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受到行政法规则的调整和约束。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行政行为作用于对该合同，对合同当事人的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行为损害来对待，也就是说，应当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而不是民事赔偿的范围。因为，这些行为本身就不是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合同关系也不是民事合同而是行政合同关系，按照民事纠纷来处理，无法审查行政行为，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将军事行政行为的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军事，是现代国家行政的一部分，在我国，它至少部分是属于国家行政的范畴，属于政府职能的作用。[13]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军事也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军事行政不受包括《国家赔偿法》在内的国家法律规范的调整。其中，军事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益造成损害的，也同样应当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国家赔偿法》中没有关于军事行政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把全部军事领域的损害赔偿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现代国家军事建设法制化的要求。所以，建议将军事行政行为的损害赔偿明确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使军事行政进入法制行政的大范围，而不是处处“另起炉灶”的另搞一套。
进而言之，国家赔偿范围既有上述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原则、政策、态度等认识和胆识层面的问题。就目前而言，解决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认识和胆识层面的前提或支持，那就是：我们是否敢于面对损害和赔偿的真实，是否愿意回归全面或全部赔偿的原则与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