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遗弃罪犯罪客体的理解从新中国刑事立法发展的历程来看，遗弃罪的犯罪客体存在一个演变过程，也曾经有过将遗弃罪规定在婚姻家庭犯罪之外的考虑。如1950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134条对遗弃罪作了如下规定：“对于有养育或特别照顾义务而无自救力之人，有履行义务之可能而遗弃之者，处3年以下监禁。犯前项之罪致人于死者，处4年以上15年以下监禁。”[5]在此，遗弃罪被规定在第十章侵害生命健康与自由人格罪中，而不是规定在第十二章妨害婚姻与家庭罪中，而且遗弃罪的义务包括特别照顾义务，因而并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但是，在1979年刑法典中，遗弃罪被规定在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当中，这说明该罪的犯罪客体是刑法保护的婚姻家庭关系。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取消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的设置，将其中的6个罪名全部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可以说，这一立法上的调整正是导致上述争论出现的“原动力”。
在笔者看来，固守1979年刑法时代的通说观点，由此认为包括遗弃罪在内的6种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婚姻家庭关系，确实已不合时宜，因为立法者毕竟已经取消了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既然遗弃罪已被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在解释遗弃罪的犯罪客体时，便不能抛开人身权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前述认为遗弃罪的犯罪客体是广义的人身权利或生命、身体安全的观点就正确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理由在于：
首先，我们注意到，主张遗弃罪的犯罪客体是广义的人身权利的学者认为，无须探讨1997年刑法典起草者进行罪章调整转移的主观动机，或许起草者以及立法者并没有改变保护法益的想法，但是，刑法是成文法，它通过文字表达立法意图，因此，解释者应当通过立法者所使用文字的客观含义来发现立法意图，而不是随意从法文以外的现象中想象立法意图。[6]在此，实际上涉及到刑法解释方法的问题。毫无疑问，法律文本是我们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客观基础。但是，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些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7]因此，对立法目的的探询无疑是解释法律的重要手段，也是正确适用法律以实现立法目的的必然途径。如果抛开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和意图不予考虑，则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得出合理、妥当的法律解释，甚至法条本身的含义也无法确定。原因在于，构成法律条文的许多文字，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文字意义域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然明确，但愈趋边缘则愈为模糊，极易引起争执，而对于其究竟处于有关规范的外延之内还是之外，殊难定夺。因此，还是应当从立法沿革中考察立法者规定某罪的主观动机，以便明确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正确适用刑法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