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资金机制方面，要求发达国家提供GDP的0.5-1%，并不现实，只能作为谈判策略。除此之外，关键是争取双边渠道的官方资金、国际和区域政策银行的优惠贷款，以及提高国内政府和商业投资的效率。[5](P171-189)

　　4、前景展望

　　随着公约实施和谈判的深入，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环境问题，同能源安全、节能技术市场和产业竞争力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如果未来谈判可能陷入僵局，加之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国内减排计划，[45] 这必然影响其产业竞争力。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很可能设置关税或/和非关税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同国际贸易关联。[46] 这是最终双输的选择，各方应竭力避免。气候变化谈判的第二种可能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裂变为多个行业能耗标准议定书。但是，从概念提出和谈判，到法律文件生效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必然严重挫伤对公约的信心。因此，最优的选择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如期达成一致。

　　根据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基本立场，如果能够就中期目标达成一致，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幅度也很难超过20%。如果达成长期目标，发达国家承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以上的可能将大大增加，这也符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当然，也可能形成中长期目标，例如2012年—2030年目标、2012年—2040年目标，并相应调低减排幅度。

　　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回归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47] 可是，发达国家始终拒绝承认这是法律原则。[48] 美国专门声明，发达国家的率先作用并不暗示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可以减少。[49] 目前，这一极具争议的原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尽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首次明确规定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法律文件，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历史可追溯到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斯德哥尔摩阶段。人类环境会议认为，从消除环境破坏原因和采取行动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50] 为了落实这一政策，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关于机构和资金安排的决议》，建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目前，UNEP还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这一阶段的《世界遗产公约》建立了世界遗产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是全体缔约方的义务缴款和自愿捐款，义务缴款的比例参照联合国会费。[51] 因此，世界遗产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发达国家，这些资金也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这已经出现了形式的公平责任与实质的区别责任原则，只是仅表现为资金机制。2，蒙特利尔阶段。《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建立的多边基金采取特定标准，规定了缔约方的不同权利、义务。1989年—1998年任何一年，人均消费附件A所列ODS低于0.3公斤的缔约方，为第5条国家，可享受淘汰部分ODS的10年宽限期，[52] 并可获得多边基金赠款。[53] 其他缔约方为非第5条国家，有义务向多边基金缴款。[54] 根据对第5条国家的定义，在1999年1月1日之前，随着ODS的淘汰，人均消费量下降0.3公斤以下后，非第5条国家可转化为第5条国家，从而免除缴款义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以色列和阿尔巴尼亚是非第5条国家，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都是第5条国家，发达国家都是非第5条国家。可见，《蒙特利尔议定书》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区别责任的依据是ODS的排放数量，而非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这些原则，发达国家首先减排并付费，这既符合污染者负担原则，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期待，从而两大集团可达成一致。其次，缔约方地位的转化可免除快速减排的发达国家的出资义务，这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激励。再次，发达国家的出资可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实质减排，从而提高了发达国家的出资意愿。《蒙特利尔议定书》实施效果证明，它是最成功的多边环境协定。3，里约阶段。《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宣言》明确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55] 几乎成为里约会议后所有环境条约共同遵循的原则。具体到气候变化，这一阶段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明显与蒙特利尔阶段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发达国家的出资对其自身缺乏激励，也无法促进发展中国家承担有约束力的义务。实质上，这是发达国家单纯的区别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无实质的共同责任。不可否认，这也是目前谈判僵局的原因。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与公约的时代背景相关。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导致了国际政治层面的普遍好大喜功，将政治原则简单的转化成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