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单个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大部分发达国家只就中期目标表示了承诺意向。加拿大同意减排2%。[2] 日本2009年6月10日表示，以2005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15%，这相当于以1990年为基准年减排8%。美国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17%，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2]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2005年为基准年，美国到2020年减排17％，到2050年减排80％以上。[4] 尽管这一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还不确定，但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减排承诺的真实底线。形成鲜明对比是，欧洲国家的态度一直很积极，如果其他发达国家同意中期目标，即以1990年为基准，发达国家到2020年整体减排25%以上，欧共体将减排30%。[1]鉴于美、日、加等国的消极立场，目前其承诺为减排20%。[25]

　　综合这些意见，发达国家中期承诺的合计减排幅度大约在16%到24%之间。[26] 美国国内拟议立法设定的目标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不可能做出更大幅度的减排承诺。否则，只能重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覆辙。由于美国1990年的排放量巨大，[27] 其消极态度也影响了欧洲共同体作出最大限度承诺，发达国家的总体承诺不可能达到减排24%，可能在16%的低线附近。可是，这不仅与IPCC的建议相距甚远，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发达国家整体只作出减排16%左右的中期承诺，则必然重新面对2007年巴厘会议期间，国际社会对公约前景的信心危机。公约进程失败也不符合美国等立场顽固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因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其国家优先事项。

　　发达国家整体减排50%的长期承诺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这也符合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国别减排目标。这可以为发达国家赢得推广节能技术、消化成本的时间，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很可能就这方案达成一致。

　　2、发展中国家的“适当国别缓解行动”

　　尽管《巴厘行动计划》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量化、可报告、可证实”的缓解行动，却并没有强调减排，[28] 因为缓解行动包括“源”的减排、“汇”的清除和“库”的增强。[29] 因此，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根据《巴厘行动计划》，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同发达国家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性质不同，[30] 因此，AWG-LCA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概括为“适当国别缓解行动”（NAMAs）。[31]

　　可是，美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同发达国家义务的法律性质相同，尽管量不同。[32] 而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其他发达国家认为，根据排放量、减排潜力和具体国情等，不同发展中国义务的性质不同。[33] 实际上，这是将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的谈判策略。中国、印度是排放大国，巴西拥有大面积热带雨林，属于缓解潜力巨大的国家。这些国家首先受到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

　　可见，目前的谈判态势对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非常不利。一般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排，而发达国家却无意为这些国家设立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却要求发展中排放大国承担减排义务。一般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其谈判目标，可能会支持发达国家的这一立场，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因此，灵活的减排目标、较少的减排量、实现目标的较长时间，应该成为首要的谈判策略。除此之外，争取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也是谈判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