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能扩大私法行为的适用空间，保证私法意志自主之本性。把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外的法律要求作为生效要件，能把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意思表示）纳入到法律行为制度中加以约束。如果把其它外在的法律要求也视作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必然导致当事人之间约定行为的减少。如在物权变动中，只要不动产不登记、动产不交付，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就不是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如果不登记，该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法人章程未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去登记，法人所为一系列围绕章程的活动也不是法律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却又会产生法律效果，法律为了弥补法律行为概念的不周延，又创造了事实行为、违法行为等概念，也即用本文所称的法定行为调整这类现象。

　　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学者就是运用在形成意定法律行为过程中的行为后果归结来解决意定行为不成立时的问题。该问题中的行为或是欺诈、胁迫、双方通谋等，或是没履行法定要求如登记、书面形式等，但都是法律明确规定法律后果的行为，而不必考虑当事人之间的意图。但是，如果在私法中出现这种用法定行为来解决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现象，那么私法的真正价值在哪里，私法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用法律既成的后果来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意，将会导致民法的死亡。这或许会应验拉德布鲁赫的预言：“行政法是社会的法律，在将来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如我们所料，民法可能会完全融合在行政法之中。”〔5〕（p137 ）但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是不希望出现这种结果的。

　　其二，能实现法律行为效力的多样化，为当事人自由决定行为后果提供前提性条件。生效要件意味着是在行为成立之后运用该要件，成立要件则是在判断行为是否成立之时运用该要件。尽管是在行为成立之前或之后运用，意义却大相径庭。行为成立后运用生效要件进行衡量，如果在行为形成过程中有不适法现象如胁迫、诈欺、主体不适格等，并不必然导致行为完全的无效，如效力未定行为、可撤销法律行为在法定代理人或当事人追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发生法律效力。行为的有效、无效可由当事人自己的意志决定。不仅如此，在实务中，如果当事人行使追认或撤销权时，把登记、交付等其它外在形式视作生效要件，还会提高效率和可操作性。相反，如果在行为成立之前运用该法定行为规则，出现不适法现象一般都应是导致法律行为的不成立，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效无效问题。而把胁迫视为生效要件，将会给当事人提供广泛的选择空间。双方表意成立，该合同就成立，他们可在已成立的行为基础上进行效力评价。除了一些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由如违反公序良俗、强行性、法律赋予单一的效力评价-无效外，对于其他法律事实对行为效力的影响，法律并没有赋予非此即彼的效果评价，而是赋予给善意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他可通过追认而使表意不真实、不自由之行为有效，也可通过撤销权使表意不真实、不自由之行为彻底无效。只有这种法律制度设计，才能既维护善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真正符合私法意思自主之本质。

　　为了使民法真正成为日常生活中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就应以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成立的唯一要件，其它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要求应放到生效要件中加以规定。因此，登记或交付行为也就只能作为物权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而非特别成立要件。登记或交付，只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外在固定。这种外在固定受其意思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登记或交付的效力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换句话说，双方当事人就物权的移转达成的协议，没有登记或交付，肯定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虽经登记或交付，也未必一定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原因是，登记或交付只是物权行为生效要件的其中之一，而不是唯一。只有其它生效要件全部具备，并经过了登记或交付，物权才会确定地发生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