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平等商谈原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真正的公共利益，它与个人利益之间也是存在张力与矛盾冲突的，因为公共利益关涉的是每个人的利益，在要求单个人或少数人牺牲其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需要以满足公众利益需求时，就不免会发生权利冲突。一种是正当的公共权力，一种是合宪的私人权利，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无论是非此即彼或是非彼即此的强制或压制，都是缺乏理性的体现，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不得凭借其政治优势或强力地位单方面采取迫使个人自由的行动，即使是公意的代表也是霸道的行径；另一方面，个人或少数人作为私人利益的主体，亦不得凭借其人权优位而采取与公共利益相抗衡的姿态，因为公共利益毕竟最终有助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最大程度地改善和满足的，所以解决权利冲突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商谈。公共利益作为共同的善应当是通过事先每个人都认可的规则来保证的，这一规则就是：凡是有关公共利益的善，只要在法律规制的框架下进行，个人都应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做出贡献，因为“每个人都会比所有的人没有这样做时生活得更好。”[10]既然如此，那么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利益主体都应当对具体的公益行为作出平等的妥协，这种平等是通过商谈式的民主参与程序来实现的。达尔指出：“每个公民都应当具有充分的、平等的机会来发现和论证对有待决定之问题的可能最好地服务于公民利益的选择。……因为公民的诸善或利益要求关注公共的诸善或普遍的利益，所以公民应该有机会去获得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11]商谈是公民个人借助民主平等程序理解抽象公共原则和虚幻之公共利益、实效地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机会，也是公意得以整合、公益得以表达的有效过程，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根据充分信息和有效理由对必要调整的利益问题和公共利益的整合达成明确的理解与共识。因此，平等商谈原则是公共利益服务的必经程序，没有平等的协商和民主的沟通与对话，“公共利益”就只是一种话语霸权的力量，它往往由于缺乏平等商谈所确立的合法性权威而失去公共的善的优势。公共利益不仅需要目的价值之正当性，更需要倚重其形式程序的合法性。只有这样，公共利益才是真的善和美。
3.事先公平补偿原则。如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必须由个人或少数人作出一定牺牲与贡献的话，那么应当遵循的程序原则就是事先给予公平的利益补偿。因公共需要而给予事先公平补偿原则最早确立于1789年8月的《法国人的和公民权利宣言》之第17条，该条款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随后，1791年12月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也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公正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征为公用。”19世纪与20世纪的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做了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例如：荷兰宪法第13条规定：“如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照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巴西宪法第22条规定：“除因公共需要或公共用途或因社会需要，通过预先正当的现金补偿予以征收外，产权受到保障。”俄罗斯宪法第35条规定：“为国家需要而把财产强制性地划归公有只有在事先和等值补偿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韩国宪法第23条规定：“因公需要，对财产权需征收、使用或限制及由此付的补偿，均由法律规定，并应支付正当的补偿。”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私有财产，在公正补偿下得收归公用。”印度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不得征用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土地限额以内的土地，以及这些土地上的或者依附于这些土地的房屋和建筑，除非该法律同时规定以不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赔偿。”由此可见，事先公平补偿原则是现代国家宪法基于公益之需在土地或其他不动产等财产征收或者征用而对当事人补偿或赔偿时所遵奉的基本原则和通则。有权利损害则必有救济，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只要存在补偿，无非就是事先、事中和事后三种情形，而相对于事先补偿而言，事中或事后补偿皆使公民个人存在非正义的怀疑心理，因为这造成了目的与手段颠倒，事情往往是，目的一旦达到，手段即常常被忽略。所以，事先补偿相对于事中或事后补偿更能体现目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价值。公平（正）补偿相对于“正当补偿”、“适当补偿”、“充分补偿”等提法，“公平（正）补偿”更合乎市场机制的交易法则，它强调的实际上就是“等值补偿”或者“不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赔偿”的要求，因为只有做到公平或公正的补偿，才能使公民个人的权利损害降到最低的限度。公益事业不是削减或剥夺公民个人的利益而是增益之，倘若因公共需要使公民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公平的补偿，就会增加社会成本，增强私人对公益事业的不信任，从而使公共利益事业受到损害。所以，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权，是公共利益事业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