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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经纬主编：《商法》（三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
王保树主编：《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1869年在意大利的一个商业会议上，学者首倡统一票据法运动；1872年在德意志的一个法律学会上，又议决编篡欧洲统一票据法；1876年国际法律修正会议拟定了柏里门（Bremen）票据规则，后经修改称布达佩斯（Budapest）规则。1885年在比利时政府召集的一次国际商法会议上，议决票据法案57条，1888年又议决票据法案68条。所有这些规则和法案，都为后来国际票据法统一公约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见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910年，由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倡议，由荷兰政府主持，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统一票据法会议，拟定了统一汇票本票法草案与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草案；1912年，又在海牙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制定了统一汇票本票规则和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统一支票法规则。由于一战爆发使这些规则最终未能生效，票据法统一运动也暂告一段落。但大会堂制定的有关汇票、本票和支票的规则与公约，被称为海牙统一票据法，并成为20世纪20年代各国票据立法的样板。参见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有研究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国家实行严格现金管理，信用集中到银行，限制和取消了商业信用。汇票和本票被取消，只允许使用支票，而且以转账为主，支票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结算工具。这是一种限制性或者禁止性行政管理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票据法不可能有制定和颁布之可能。参见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在这期间，1988年6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地方性票据法规，对汇票、本票、支票等制作了系统的规定；198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银行结算办法》。该办法规定在全国推行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和支票，并规定个人可以使用支票。参见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票据法》原第75条规定：“本票出票人的资格由中国人民银行审定，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此次修改只是回应《行政许可法》施行的要求，减少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批事项，而并未涉及票据法诸多可修改的基础性问题。
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属于国际私法范畴，本书不作专节阐述，但我国现行《票据法》第五章专章规定了“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本节一并作出简要介绍，特此说明。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4条第2款。
涉外票据的法律冲突一般包括关于票据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冲突、关于票据行为方式的冲突、关于票据行为效力的冲突、关于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的冲突。参见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
邢海宝：《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343页。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5条。
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第126页。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
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6条第1款。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6条第2款。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7条第2款。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7条第2款。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8条。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99条。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100条。
参见我国《票据法》第101条。